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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九月，父亲来信说，我决定与你母离婚，务必回家一趟。信简短而急切，如同电报。“决定”、“务必”之类的公文语言是父亲当村长时学的。我讨厌这类语言，但父亲会写“务必”，已很不错了，他只读过小学三年。
我去找领导请假，含糊其词只说家事，领导说原因不清，不得准假。我只得说：“父亲要离婚。”
“父亲要离婚?你父亲多大了?”
“五十多了。”
“五十多了，还要离婚?”领导瞪大眼睛说。
“是的。我父亲是这么说的。”
领导想一想，下结论说：“你父亲真是风流人物。”
“是的。”
“那你回去也没用啊。”
“是的，不过，我得回家一趟。”
我觉得父亲离婚有点荒唐可笑，他郑重其事要我务必回去一趟更是不妥，可能被哪个女人搞昏了头，他不怕我回去反对他离婚吗?若是我，我想我会先离婚，然后若无其事通知子女，生米煮成熟饭再反对也无济于事了。
故乡离我居住的城市有一千里之遥，我坐在车子里，无聊得要命，回想起那个名叫西地的村子。那里漫山遍野都是竹子，村口有一棵老柳杉，像一座绿塔镇着，塔上栖着乌鸦和喜鹊，乌鸦报丧，喜鹊叫喜，很勾人情绪，乌鸦多数沉默，喜鹊总比乌鸦叫得多，村子似乎喜事多多。老柳杉总有千把来岁，树龄也就是村史，据说是老祖宗手植，村人很敬畏的，树下安了香炉朝拜。本来，这种村子的开创者应该是个篾匠才对，他上山伐竹，久而久之便定居于此。实际上老祖宗是个仕途失意的读书人，曾经做过部长一类的官，具体管些什么，我不大清楚，他像所有的读书人有股乡村情结，稍不高兴就想起隐居，好像他不高兴是城市惹的。他在西地过着耕读生活，大约希望后代们也过耕读生活的，遗憾的是，后代们退化了，严重退化了，他们只耕不读。确实，在这种村子里，读书是奢侈的，也是无用的。老祖宗之后，西地再也没有像样的读书人，只出产农夫和手工艺人，偶尔也出父亲这等浪人。 父亲天生不像个农夫，但生活又偏偏安排他当农夫，这就很有些悲剧性或者喜剧性。父亲缺乏农夫必备的诸如吃苦耐劳，质朴勤快等品性，他懒散，喜欢夜游，喜欢睡懒觉，这些通常读书人才有的习性。他也像读书人有十分强烈的自我感觉。农夫，除非喜庆，是不大在乎身体哪个部位美丑的，父亲从头到脚都时刻注意，并且刻意包装。二十多年前，那时村子叫作大队，村民叫作社员，社员在家穿布鞋，劳作穿草鞋，皮鞋是可望不可即的。父亲是村里拥有皮鞋的屈指可数的人物之一，还不时拿手里把玩，神情很自得的。社员自家不刮胡子，那是走村串户的理发匠的事。理发匠每月来村一次，随便将他们的头发剪短，顺便也刮掉胡子。父亲理发比他们讲究许多，发型是自己选择的，平头，头发上翻，这是当时非常体面的发型，因为报纸上的国家领导人都是这个样子，他接触的公社干部也是这个样子，社员一般不敢理成这样，那基本是国家干部的专利。父亲连大队干部也不是，居然敢理这种发型，遭人嘲笑自然难免，社员们说，伯虎，你像个公社干部呢。父亲谦虚说，我们种田人，哪里会像公社干部。社员们又说。像是像，可惜有干部的相，没干部的命。父亲并不在乎挖苦，他以为像公社干部已很值得自豪，他也像公社干部自己料理胡子，隔三差五，便端一脸盆水，对着镜子，脸部涂上肥皂，取出刮须刀小心翼翼来来回回地刮，然后对镜长时间地自我欣赏。父亲五官端正，脸型方正，确实富有观赏价值，田间劳作又给他抹上一抹古铜色，颇具质感，若是蓄起胡子，男子气更重些，可能更美些，可惜当时举国上下无蓄须之习，蓄须甚至是颓废的，犯罪的，父亲当然不知美髯之说了，否则，他一定会精心护养胡子。
父亲左腕还套一块东风牌手表，他是全村唯一戴手表者。父亲就是这样，他足蹬皮鞋，身着中山装，左胸口袋里插一支自来水笔，脸修理得干干净净，在村子里转来转去，完全像个驻村干部。
父亲的行为，使母亲横竖看不顺眼。父亲刮胡子，母亲说，你刮什么胡子?你又不是公社干部。父亲插自来水笔，母亲说，你插什么自来水笔?你又不是公社干部。父亲穿皮鞋，母亲说，你穿什么皮鞋?你又不是公社干部。母亲看不顺眼的原因是穷，当地方言叫作跌股，就是跌破了屁股的意思，暗喻穷困潦倒的狼狈状。父亲只知道睡懒觉、刮胡子、夜游，或者拉二胡、下象棋、闲聊，再则便是赌博，找女人睡觉，家里焉能不跌股?
父亲嗜赌在村里很出名，听说我二岁那年的一个雪夜，母亲抱了我闯进赌场，将我扔到赌桌上回头就走，企图迫使他回家。父亲抱上我一路追来，见追不上，放我在路旁，说，孩子放这里，给我抱回去。母亲头也不回，说，不要，你扔掉。父亲说，你不要，就扔掉。说完只管自己回赌场。那夜我作为他们的赌注躺在雪地上，差点要了我的命。父亲好色也同样有名，他的形象颇讨女人喜欢，据说村里村外总睡过数打女人。
父亲是典型的浪人，对母亲的劝告、嘲讽、咒骂，既不反驳，也不理睬，很有独立特行我行我素的派头。母亲曾多次吵着要离婚，但都没有离成，大约也是说说而已，威吓一下。她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整日陀螺似的忙里忙外，一家子全靠她一人操持，在村里有口皆碑，与父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大约这也是阴阳相生相克吧。
二
我小时可能弱智，村人都叫我呆瓜，呆瓜就是我在村里的名字。我到六岁才开口说话，在我的记忆里，六岁以前一片空白，若有，也是听说的，近乎传说。呆瓜头大身子小，像个长柄的葫芦，喜欢仰头面无表情看天，谁叫他都无反应。那样子看来不是天才便是白痴，可成人后我完全正常，像所有的庸人一样，是个庸人。不知道人们怎样对待呆瓜，大约很受歧视吧，即便我开口说话了，也说得极少，寡言乃至沉默，照样谁叫他都无反应。
但我毕竟会说话了，母亲也就忘了我是弱智的，把我当作了一个劳力。我六岁那年，母亲买了一头牛犊回来，让我养，那牛犊一身纯黄，很是可爱。后来牛犊就成了我童年最好的伙伴，也是惟一的伙伴。我穿着开裆裤，赤着脚丫，日日带它上水草茂盛之处。我给它取名叫“老虎”，这是村人骂牛的前半句，全文是“老虎咬的”，它性子有点野，轻易不让人碰，即便苍蝇飞它身上，也使它浑身不适，甩起牛尾巴，奔跳不已。我与人难得说话，但与老虎却有说有笑，它似乎懂我的话。我说，老虎，再吃两口。它就再吃两口。我说，老虎，到前面一点。它就到前面一点。我说，老虎，你笨死呢。它就拿大牛眼瞪我。它长得飞快，到第二年春天，我可以骑它身上了。村人都说呆瓜乖，牛养得好。他们训斥孩子，就说，你还不如呆瓜，你看人家牛养得这么肥。
父亲开始打牛的主意，牛成为父母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
“卖了。”父亲说。
“不卖，再过两年给生产队犁田，顶一个劳力呢。”
“卖，我要送呆瓜上学，他上学，谁放牛?”
“一边上学一边放牛。”
“上学还顾得上放牛?”
“人家孩子不都是一边上学一边放牛?”
“我要让他专心上学，讨饭也送他读到高中毕业。”
“读那么多书干么?识几个字，会记记帐也就够了。”
“你懂个屁，我就吃没读书的苦，要是高中毕业，还在这儿种田?不也当个公社干部。”
母亲嘻笑说：“他当公社干部?将来他会不会种田吃饭，我都担心呢。”
父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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