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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
发表于 2005-11-4 12:5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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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二、“非正常状态”是艺术创作的一种境界</STRONG> <BR> <BR> 艺术创作的思维活动是形象思维,是人对客观世界的美的主观反映,是一种特殊的心理活动。这种特殊心理活动的中心环节是想象,想象是创作形象最重要的心理条件,也是艺术区别于现实的前提。奥地利学者克里斯和库尔茨在他们合著的《关于艺术家形象的传说·神话和魔力》一书中写道:“十六世纪中发展起来的艺术家的新形象,最清晰地表现在下述观点中:只有当心灵的迷狂和智力的活动互为补充时,才能产生出绝妙和神奇的思想。”这和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灵感论有异曲同工之妙。柏拉图说诗人在受灵感时“失去平常理智”是“无知无觉”的。他在《伊安篇》中指出“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科里班特巫师们在舞蹈时,心理都受一种迷狂支配,抒情诗人们在做诗时也是如此”柏拉图所说的这种“迷狂”我认为就是不按照平常的方式思维的“非正常状态”,虽然他的解释把一切归根于神,有唯心主义的倾向,但他在理论上的贡献,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创作<BR>心理仍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在现代文明人的潜意识中,“时常无意中把自己置身于灵魂观念产生的幻觉中。这就是在艺术欣赏时陶醉于艺术作品观照中的心理基础,也是艺术创作中灵感想象的心理基础。”回避艺术创作中的一“非正常态”,简单化地把创作思维中的灵感现象等同于西方的“非理性主义”也是不切合实际的。<BR> <BR> 中国自古就有“三上”之说,即只能在马上、厕上、枕上(清晨似睡非睡时)三处赋出好诗。“三上”对人相当于处于轻度的睡眠状态,此时介于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某种墙壁已有所松动,因而潜意识容易浮现,也就是便于从庞大的记忆库存中提取材料。当人们说自己灵感活跃,脑子清爽的时候,正是精力高度集中的时候。在“集中”的时候,会出现灵感的“闪念”。“就发现美这点而言,也道出了艺术灵感之基础——物我同一的实质。因此实现物我同一的先决条件就是暂时丢开实际生活和种种私利的牵制,撤掉物我之间的屏障(这个屏障是由现实的清醒的理智设置的)或者说削弱意识的控制,让潜意识活跃起来。这要求实现对意识的某种控制。做到这点最好方法是在充分认识与创作主题有关的材料的基础上,排除一切杂念的干扰守神专一,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对创作主题的设身处地忘怀自我的想象中”。艺术家在这种“忘怀自我的想象”状态中,其实是进入了一种有利于产生创作灵感的氛围,一种一般人难以达到的高级境界,可是在平常人看来,这往往是一种怪异的“非正常”精神状态。著名朦胧诗人顾城在人们眼中是这样的形象:“与顾城交往的人,无不觉他的思维方式,行止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他对身边的世界,几乎是视而不见。他完全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19世纪后用印象派代表人物荷兰画家凡·高是一位奇人,他一生贫困潦倒,只活了短短37年,受尽人间歧视和屈辱。一次与友人争论艺术,他暴怒之下竟用刀子割下了自己的耳朵。由于对生活的极度失望最后竟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国的《辞海)有关凡·高的条目中称他“因精神病自杀”。其实他生前与死后都曾被人误解,命运对他是不公正的。甚至在西方,很多人都认为,凡高的名气只不过是来自人们对“割掉自己的耳朵的画家”的好奇心。但是很多研究的事实表明“这位世界第一流的绘画大师与人们对他的误解恰恰相反,既不‘古怪’,也不‘疯狂’而是和任何‘普通’,‘真正的人’一样,充满真情挚意,热爱生活,热爱艺术,热爱人类,正直热情,追求幸福和光明。”认真研读凡·高给他弟弟的书信,和许多精神分析专家的论文可以知道<BR>,真正的精神刺激中,人的大脑机制来不及应变,不同气质的人或抑郁沉默,或爆发错乱,或冷漠麻木,表现为痴呆性昏迷。这时不可能“正常”地宣泄和抒发,并不能进入艺术构思的境界。凡·高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在世俗的冷眼与偏见中忍辱负重,默默前行,将全部的热情倾注于他心爱的绘画艺术,创造了独特风格的艺术精品。“改善你与大自然、与人的关系吧!如果只有成为画家你才能做到那样,那就做个画家吧,不要理会各种非议和障碍。”命运对他是不公的,但也正是这种不公的命运,使他远离尘世,孑然独处,终日沉浸在他孤独的艺术世界之中。在世人看到的“非正常状态”中如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正是从凡·高身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艺术家的“非正常状态”不能同西方唯心主义的哲学学说“非理性主义”等同起来,而是应该以一种科学、严谨的态度去加以严格的区分和对待。艺术创作中的“非正常状态”和心理学上的心理变态也是有质的区别的。<BR> <BR> “非正常状态”是艺术创造中必备的客观条件。创造性的思维在大脑形成后,必须进入“神动天随、寝食咸废、精凝思极、耳目都融、奇语玄言、恍惚呈露”那样的一种精神,心理的全新境界。黑格尔说过:“它不是别的,就是完全沉浸在主题里,不到把它表现为完满的艺术形象时决不肯罢休的那种情况。”著名朦胧诗人顾城:“白天朦朦胧胧,夜晚却精神特大,他室内的灯光几乎是彻夜不熄的。梦幻,分不清月光和阳光,时时在伴随着他,萦绕着他。白昼午睡和黎明欲来没来时,是他写诗的最好时刻。”他“写诗似乎很少伏在案桌上,而是在枕边<BR>放个小本,放支圆珠笔,迷迷蒙蒙中幻化出来飞舞出来的形影、景象、演绎、思绪……组合成一个个词汇,一个个语句,他的手摸着笔、摸着黑(写时常常是不睁眼的)涂记下来。”“他那后来传诵一时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就是在这样的迷蒙中、幻化中,受积聚到一定程度的灵感的迸发冲击,涂写到墙上去的——犹如云层激发雷电......”一个电影演员“进入角色”必须深入了解角色的心理状态,忘记自我。正如高尔基所说;“文学家在描写吝啬东西的人,也必须把自己想象作吝啬汉,描写贪欲的时候,虽然不贪欲,也必须感到自己是贪欲的守财奴;虽然意志薄弱,也必须带着确信来描写意志坚强的人。”进入角色,全身心的投入,是一个艺术家必须具备的素质。学者黄世中认为:白居易写《长恨歌》是诗人陷入失恋苦痛的背景下写成的,故而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满腔的悲伤怨乱及绵绵长恨尽寄于笔底,成此“古今长歌第一”之绝唱。一切伟大的艺术品都不是理念的产物,相反,它却是情感“迷狂”的结晶。痛苦出诗人!“千古绝调,必成于失意不可解之时。唯其失意不可解,而发言乃绝千古”。<BR> <BR> 人们都说着名导演张艺谋是个“鬼才”、“怪才”,有精神分析学家认为:“张艺谋在遇到巩俐之前,已经感觉到自己平静的婚姻可能已经成为自己进入更广阔艺术天地的一种障碍。巩俐的出现是偶然中的必然,在张艺谋的人生道路上,必定会有这样一个人,赵俐、钱俐、孙俐……只要能唤回张艺谋冬眠着的生命力和创造力,都可以像巩俐一样成为张艺谋人生道路的一个里程碑。张艺谋在这个三角关系中开始所表现出的优柔寡断,体现出他内心的深刻矛盾。”这场感情上的马拉松持续了五年,而《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恰好在这五年内完成,这绝不会是一种巧合。《红高粱》非现实性和调动所有叙事元素和视听元素谱写痛快淋漓生命礼赞时张艺谋表现出的惊人才华,是处在热恋中的他完全脱离现实世界,在梦幻般的“非正常状态”中吼出的一段绝唱。令人窒息的《菊豆》,反映窝里斗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为了芥子大的原因而屡屡立告的《秋菊打官司》无不和张艺谋本人的感情波动密切相关。“把自己的苦痛对象化,<BR>以此来消散自己的苦痛”。这是许多艺术家创造艺术作品的共同特点之一。<BR> <BR line-break"><BR line-break">续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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