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清罗阳文士群的交往及其影响

大笨钟

一、概述


南宋德祐二年，也就是公元1276年，元军士兵在秀涧的赤岩石室将林逢龙兄弟捕获,经劝降无效,雪白的刀刃刺入了林氏兄弟的胸口，滚烫的鲜血从刀尖滴落!这一天，不仅夺去了两个泰顺读书人的性命，而且冥冥之中斩断了这块土地上延续了两百年的文脉。从这一年开始，直到明朝天启六年，在今天泰顺县疆域范围内的土地上，350年的时间里，没有产出一名举人以上的科举人才！1627年，家住罗阳洋心街的周家俊乡试中举，12年后他的弟弟周家伟中举，建县近两百后，文脉开始搏动！只是转眼之间，江山易色，华夏儿女再度沦为异族的子民，向异族俯首称臣、蓄发留辫,委曲求全之下心里总是有些难以平衡。于是，再度沉沦。直到清嘉庆三年即1798年，在满族人入主中原154年后，家住罗阳平溪31岁的董正扬中举，4年后进士及第，列二甲第四十名，在温州清代35名进士中居第13位。以董正扬中举为标志，此后数十年间，泰顺出现了一批出色的读书人，以曾镛、董正扬、董斿、潘鼎、林鹗为代表，他们走出大山，写诗著文，广结朋友，受到当道者和当时达官贵人的赏识，提升了泰顺的知名度，为泰顺的文化事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由于泰顺在清代出的所有举人、进士和名声显赫的文士基本在罗阳，因此罗阳的文士代表了泰顺的文士。洪振宁先生在他的《温州文化图说》中<清代温州文化的发展>一节说到“清中后期在温州的山区县泰顺出现了一批文化人，如曾镛、董正扬、潘鼎、董斿、林鹗、潘自强、潘其祝、周恩煦等，……对区域文化的发展贡献不小”，确实是这样!


二、人物简况及交往

这一时期罗阳文士群的代表人物：

曾镛（1748—1821），字在东，一字鲸堂，晚号复斋，罗阳三洋人,乾隆四十二年即1777年拔贡，曾任孝丰、云和、汤溪等县教谕。1814年任湖南东安知县，1821年卒于任上。同治八年（1869）入祀泰顺先贤祠和湖南名宦祠。

董正扬（1768—1816），字眉伯，号昙柯，罗阳平溪人，1789年拔贡，1798年中举人，1802年成进士。是泰顺清代第一位举人，建县后第一位进士。1812年出任江西大庾县知县，任上因母丧丁忧，服阙复出，卒于大庾的邻县泰和。

董斿（1775—1842），字仲常，号霞樵，自署太霞山人，人称太霞先生，罗阳霞阳人，工诗，曾组织诗社吟咏，是泰顺清代最有才华的诗人。

潘鼎（1775—1825），字彝长，罗阳东外人。13岁入学，能诗、工书、善笔札。1810年36岁时中副榜，成贡生。曾掌教罗阳书院多年，是泰顺清代最出色的书法家、画家。

林鹗（1793—1874），字景一，号太冲，祖上世居罗阳上庄，曾祖父迁居里光。二十岁中秀才，五十岁成岁贡生。因在担任广西学政孙锵鸣幕僚时参与守广西省城桂林有功，被荐授兰溪县学训导。博学多才，是清代泰顺最出色的学者。

（一）著名文士之间的关系

五位代表人物具有一些共性的东西。首先，生于乾隆年间活跃于嘉道年间。年龄最大的是曾镛，生于1748年，就是乾隆十三年，最小的是林鹗，生于1793年，就是乾隆五十八年。其次，都是罗阳人。他们的家族都是世居罗阳，是罗阳本地的名门望族。林鹗虽然生于里光，后来又迁居南院，但是祖上从罗阳迁出，时间也并不长，其父又回到罗阳，从渊源上可以说是罗阳人，他在《新建校士馆碑志》中也自称“鹗世籍罗阳”。第三，科场失意。除董正扬外，他们在科举道路上都不顺心，最高的功名只是贡生，连举人都不是。在科举时代，他们属于失落的群体。董正扬虽然科场顺利，但是中进士十年之后才被授官，也颇为失落。第四，能诗善文,著述丰富。都留下了诗集、文集或其他作品集。在那个时代，在温州的文人群体中，是受人瞩目的人物。第五，声名远播。不但在泰顺，而且在温州、浙江，甚至在更大的区域内为人所知。

他们相互之间关系密切。在这个群体中，曾镛是长辈。曾镛在丁忧回籍和其他赋闲在家期间，曾经执掌罗阳书院。董正扬、潘鼎、董斿、林鹗先后曾师事之。潘鼎的诗中多处提到曾复斋师，林鹗也称“我师曾复斋”。董斿称“吾师曾明府”。董正扬在《复斋制义》中的《则有庆庆以地》一文的评语中署名“受业董正扬识”。曾镛的长子曾璜与潘鼎、董斿是好朋友，潘鼎曾经取意董斿诗句“相看三友在，珍重岁寒心”刻石章三枚，自号竹坡，而以松亭、梅溪分赠曾璜、董斿。

董正扬与董斿是同族人，与潘鼎是好朋友。他们的书中留下了很多诗作、信札来往。而林鹗则是董正扬外甥，董正扬是林鹗的大舅舅。

董斿与潘鼎是同龄人，同处一城，但是在1795年去杭州应省试之前并不熟悉。1795年省试，董斿跟随老师潘学邹前往杭州，在杭州与潘学邹的侄辈潘鼎相遇，之后两人成为密友，“无旬日不见，道古论今，每自昼至夜或达旦而不觉。遇郡省试，行必偕，若同流之鱼、共命之鸟”。

1814年，曾镛出任湖南东安知县，董斿被曾镛邀同前往，担任幕僚和家庭教师，教曾璜的弟弟读书。直到1817年受李銮宣邀请前往四川，跟随曾镛三年，留下一部《湘南诗草》。

董正扬、董斿、潘鼎有一批共同的好朋友，如青田的端木国瑚、瑞安的林培厚、林从炯、萧山的张衢等。

林鹗最小，曾师事曾镛、潘鼎。董斿是他父亲林逢春的诗友，属于父执辈，董正扬是他的舅舅。

(二)罗阳文士群和瑞安文士群的交往

洪振宁先生在他的《温州文化编年纪事》清代一编中说“清前期的温州文化一度沉寂。至乾隆末、嘉庆初，在秦瀛、李銮宣的指导、推动下，温州文化呈现出再次复兴的发展趋势。……后来出现了孙希旦、孙衣言、孙锵鸣、方成珪、黄体芳、黄绍箕、陈虬、宋恕、陈黻宸、洪炳文、黄庆澄、刘绍宽等文化名家…把温州文化的发展推向了新的阶段。”

明清两代,温州文化各出现一个中心.明代的文化中心在永嘉场,而清代的文化中心在瑞安。清代温州出的35名文进士,瑞安超过一半.洪先生上文中列举的人物基本上是瑞安人，清代瑞安的文化成就代表温州的最高成就。

泰顺建县前大半的土地隶属于瑞安,罗阳在建县前属于瑞安县义翔乡。瑞安在三国时曾经叫罗阳县，瑞安江即飞云江发源于泰顺最高峰白云尖，从罗阳边上流向瑞安。泰顺先人来往温州，一条重要的通道就是从百丈口水路通往瑞安，从瑞安走温瑞塘河到温州城。历史、地理、人文各方面的原因促成泰顺和瑞安有一种特殊的密切关系。清中晚期罗阳文士群的出现、闪光，也与他们与瑞安文士群的交往密切相关。

乾隆年间，温州最出色的文人非孙希旦莫属。孙希旦(1736—1784)，字绍周，号敬轩，瑞安人。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中举人。三十六年（1771），赴京任《四库全书》分校官，专校王应麟《玉海》。乾隆四十三年(1778)中一甲探花，成为清朝温州35位进士中唯一进入一甲的人。中进士的当年，丁母忧，四十六年（1781）春服满回京，任武英殿分校官兼国史三通馆纂修官，厘正《契丹国志》、《金国志》，乾隆以为佳善，敕部议叙。因积劳成疾，四十九年（1784）去世，年仅49岁。泰顺同时期的人物中，最出色的就是曾镛。从现有资料来看，孙、曾二人关系密切。曾镛1777年成为拔贡，进入北京国子监，“留京邸，且教且学，七年”，期间“充四库馆誊录”。都来自温州，都在四库全书馆工作，都很有才学，两人来往密切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复斋文集》卷十九有一篇曾镛写给孙希旦的信件《与孙敬轩太史辩重订契丹国志签子》，《复斋制义》中有两篇文章孙希旦给了极高的评语：“书解既确，笔力之锐，议论之快，文律之细，求之时文，得未曾有”、“说理如铜墙铁壁，下笔如铁画银钩，攻陷摧坚，先辈中罕有敌手”。

嘉庆年间，瑞安最出色的的文人当属林培厚。林培厚（1764—1830），字辉山，一字敏斋，1804年举人，1808年进士，入翰林。嘉庆二十一（1816）年任重庆知府，后改任湖北督粮道，是清史稿中有传的唯一温州人。端木国瑚（1773—1837），虽然是青田人，由于娶瑞安陈氏女为妻，道光十年移居瑞安、二女嫁瑞安洪、许二姓，子百禄娶瑞安林氏女为妻，赘居瑞安，因此可以算作瑞安文士群中人。嘉道之间，瑞安人才辈出。除林培厚外，还有林从炯、曹应枢等，他们和董正扬、董斿、潘鼎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林培厚、端木国瑚和潘鼎、董斿的关系非同一般。

潘鼎和林培厚。现存的潘鼎书信集《晤兰室尺牍》收录了潘鼎自选的25封书信，其中5封是写给林培厚的，第一封是1797年，最后一封是1804年的，前二封署名为林辉山，后二封为林敏斋。信中称之为三哥。1816年，林培厚出任重庆知府，邀潘鼎前往担任幕僚。嘉庆丁丑（1817）年四月二十七日，潘鼎从温州出发，经过八十多天的长途跋涉，于七月初九到达重庆。董斿此时正好受李銮宣邀请前往四川成都，两人一路同行，董斿在林培厚的官衙歇息之后继续前往成都，于八月十二日进入李銮宣的官署。己丑（1819）年秋，为了“应秋试”，两人结伴回到杭州参加考试。落榜后，潘鼎回到罗阳担任罗阳书院山长，董斿则在丽水担任莲城书院山长。1827年，林培厚被任命为湖北督粮道，潘鼎再次成为其幕僚。两年后，潘鼎进京求职，林培厚运粮至通州，病重，潘鼎从北京赶往通州，陪他度过最后的时光，并亲自帮助料理后事。两人交游早、深、长，是朋友的典范。

董斿和林培厚的关系也非常好，并延续到后代。林培厚的孙子林用光的字就是董斿给取的。祖孙二人均与之有诗文来往。


端木国瑚和泰顺文士群的关系。端木国瑚是泰顺嘉道间文士群的共同朋友。端木和董正扬是同科举人，和潘鼎、董斿等人是交情深厚的朋友。端木两次来罗阳，曾在潘鼎家的石林精舍长住。由于是潘鼎的朋友，林鹗也曾师事之，向其讨教周易和风水。

董斿与曹应枢（孙衣言的老师）、项霁、项傅霖兄弟都是好朋友，多有唱和之作。

林鹗与孙衣言、孙锵鸣兄弟都是朋友，且友情终其一生。林鹗的兰溪训导一职，就是追随孙锵鸣协助守桂林城立功所得。林鹗晚年受温州知府邀请掌教温州中山书院，与温州当时社会名流广泛交往。

（三）和当时当道者的交往

文人成为名士，其途径往往是由于其才学或人品受到当道者的赏识。中晚清时期的罗阳文士也是如此。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曾镛和董斿。曾镛一生际遇与秦瀛、汪志伊、阮元三人密切相关。而董斿则因李銮宣、蒋攸銛的赏识影响一世。

秦瀛1793年出任温处兵备道，在温州任职期间倡导文艺，提携后进，对温州的文化发展做出杰出贡献。在温州一年，调任杭嘉湖道。期间认识曾镛，对曾镛极为赏识，曾说“予观两浙才俊之士，心雄气盛无如泰顺曾鲸堂镛者”，1795年，汪志伊任浙江布政使，也对曾镛极为欣赏。1797年调任福建布政使，后升福建巡抚，受汪之邀，曾镛前往福建，执教于将乐古镛书院，曾镛之子曾璜则进入汪家任家庭教师。汪“重其学行，问以政事操履”，曾则“为尽言得失而规之以道”，汪“听纳，谓此后树立皆为先生行道也”。1802年，曾镛回浙江担任汤溪县学教谕，受到时任浙江巡抚的阮元器重。1804年被阮元征调主持赴两湖购粮赈灾，事毕以廉干获阮元高度肯定，并因此被举荐授职知县。

1796年，李銮宣任温处道，继秦瀛之后，又一位重视文化学术的官员主政温州，董斿“以诗受知”于李，并应李之约写了洋洋洒洒巨篇《论泰顺利弊书》，得到李的赏识。1817年，李出任四川布政使，邀董入川为其审定诗文。董抵达成都方一月，李一病不起，溘然去世。李无子，“戚友皆散，顽仆尽没其橐中装”，致使妻妾无依。董斿“独不去，为治仆追金，毕后事，排内难，定嗣子，尽刊所为诗文”，“高义震西蜀”。时任四川总督的蒋攸铦听到董斿的所作所为，特地请见，拟留之掌教锦江书院，董斿以母老道远辞，蒋于是修书一封给浙江巡抚帅承瀛，称董是浙中第一流人物，请求帅予以关照，回浙江后董斿以诸生身份主持丽水莲城书院十年、罗阳书院三年，这与当年蒋的推荐直接有关。

三、产生的影响

董斿曾说“从来人必托地以兴，地必托人以传，两相需而交相重者也”。如果一个地方没有出过名人，这地方就难为众人知晓。一个著名的地方，往往就是因为著名的人物而为人所知。


泰顺是温州最偏远的地方，山高林密，溪壑纵横，山岩多而田地少，村落稀疏，居民较少，虽然南宋时期曾经一度人文鼎盛，但是宋亡之后，迅速沉沦。当温州其他地方蒸蒸日上，特别是明朝中后期以永嘉场人物为核心的温州人文名满天下之时，泰顺仍然是穷山僻壤，不为世人所知。直至清中晚期，以罗阳名士为代表的泰顺文士群出现之后，泰顺在温州才占据一席之地。泰顺人物渐为世人所知所重。人们发现，在这个大山深处的地方，原来还有这么一些能诗擅文，工书善画的文士。他们不论是读书著述还是为人处世，都有上古士大夫的风度气节。


在他们生活的时代，他们的存在给泰顺地方和泰顺的读书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他们从泰顺县城出发，走水路过瑞安到温州，进入温州城，或者走山路，过云和丽水，到省城。或者是参加各类科考，或者是进入各类学校书院求学，通过拜师、交友，进入那个时代的知识群体中，认识了各类人才，也展示了自己的才学和品格，给外界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勤奋学习，积极写作，留下了丰厚的著述。曾镛著有二十一卷的《复斋文集》、四卷的《复斋诗集》、《复斋制义》。董正扬著有《味义根斋诗稿》、《集选百咏》、《味义根斋文稿》，能诗能文善书。董斿著有《太霞山馆文集》四卷、《太霞山馆诗稿》二卷，又收集泰顺先贤诗作，编成《罗阳诗始》四卷。潘鼎著有《小丽农山馆诗抄》、《晤兰室尺牍》等。林鹗著有《望山草堂诗集》十卷、《望山草堂文集》四卷、《分疆录》等系列著作。其中林鹗编写的《分疆录》、董斿编辑的《罗阳诗始》，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为后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受到了后人的景仰。

在他们身后，以他们的学识、著述给后世留下做学问、做人做事的学习榜样。后人通过他们流传下来的诗集文集和其他作品集，了解他们的才学，学习他们写诗为文的技能，以及在诗文中表现出的济世情怀。不但是泰顺本土，也不止在温州一地，影响积极深远！孙衣言在所撰编《瓯海轶闻》中，摘录了很多条关于曾镛的评价论述。孙锵鸣还特地为他写了传记《复斋先生传》。
文：红楼隔雨

▁▁▁▁▁▁▁▁▁▁▁▁

中国廊桥网 //温州市廊桥文化学会
爱廊桥公众微信号：ilangqiao
地址：温州黎明西路20号万洋大楼201
电话：0577-21215678
编辑邮箱：zxb@langqiao.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