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困顿宦游路 —— 点注《复斋诗集》前言

大笨钟

曾镛故居位于罗阳镇三垟村三垟路194号，建于清，三合院式，坐西朝东，由门楼、正屋和左右厢房构成。门楼单间木构，进深三柱三檩，悬山顶。正屋七间，两层带腰檐，悬山顶，明间为穿堂敞厅，厅堂屏壁上悬“日省堂”匾额。进深七柱，穿斗式梁架结构。小青瓦屋面，清水脊。左右厢房两层四开间带腰檐，悬山顶。

     曾镛（1748—1821），字在东，一字鲸堂，人称复斋先生，罗阳镇三垟村人。自幼好学，通六经、精性理，为文高古。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选贡入太学，每试皆名列前茅，名震一时。历任汤溪、金华、孝丰、云和等县教谕，相国阮元任浙江巡抚时，重其行，荐授湖南省东安县知县。任内廉政爱民，听讼断狱，赏罚严明，民称“青天”。一生粗衣淡饭，遇民以恩。道光元年（1821），卒于东安县署，士民痛惜，并为编写《德政集》。死后家无余财，其门生及士绅，集资为其收殓，运柩返梓安葬。著有《五经解》、《复斋文集》（十六卷）、《复斋诗集》（四卷）等。

        2014年春，我在单位整理库房时偶见清代经学大师曾镛所著的《复斋诗集》，随手打开，但见这本版印古籍的页面脆薄，已被蠹鱼蚀蛀部分，所幸保存尚且完整，犹能得览全貌。抚卷嗟呀之余，偶然忆起弱冠之际，曾与樵夫、俗子等朋友经常到寄园先生家请教诗词写作，先生博学宏识，书法诗词人品都是当时泰顺第一流人物，得其谆谆教诲，我等始能略窥诗词写作门径。当时寄园先生正着手编纂《泰顺先哲诗选》，志在抢救乡土文献，前后用了四年多的时间才完成初稿，嘱咐我和樵夫等人誊抄全部副本，以待付梓。时光忽忽，现今我和樵夫等人都已年过不惑，而寄园先生则已在十余载前物化仙去，唯独案头还留着先生亲笔题赠的《先哲诗选》一书，时时翻阅，先生的洒脱风度如在眼前，追思缅怀，令人黯然神伤，不禁有逝川之叹。那天，在馆里粗阅《复斋诗集》后，我不由萌发出整理点注的念头，虽自觉学识浅陋，才气不逮，但趁年齿未衰，余勇犹在，尚能为整理泰顺历史文献聊尽微薄之力，就算是忝随寄园先生骥尾了。

      泰顺自明景泰三年（1452）开疆设县至今，已将近有六百年历史，虽然地处偏远山区，物产也十分贫瘠，但是生活在这里的人民都崇尚信义，性格坚韧，文人则大都刚健强劲、文雅严谨。明代丽水籍进士叶宗本评价泰顺文士潘鉴时说：“泰之风俗皆刚劲，而若潘君者焉，其必有所自也。山之突兀峻复，以平衍为胜；水之奔腾湍急，以纡漫为美。俗之强劲，则以雅饬为材也，其固然哉。”山水形胜，灵气所钟，期间英才辈出，何足为奇？《分疆录·人物上》卷首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良由山川钟毓，笃产灵奇，加之学校栽培，蔚成德器……两宋以来，声教所被，儒林、循吏、忠义、隐逸、独行之士，正不乏人。”陶汉心兄点注《分疆录》序就说到：“设使吾泰不是一方善壤，岂能及此哉？”斯言甚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物，而先哲曾镛就是其中代表之一。

         曾镛，字在东，一字鲸堂，人称复斋先生，于清乾隆十三年（1748），出生于县城东郊三垟村的一个中产之家。曾镛幼年即聪慧异常，读书天分很高，十八、九岁时，在童生试上便得到知县傅永綍的赏识，拔为案首。二十岁时，在浙江学政李宗文主持的院试中名列前茅，考取庠生。二十一岁至二十五岁之间，在温州中山书院及杭州敷文书院学习，二十六岁，在岁考中取得第一名的成绩，补为廪膳生员，成为了一名带薪水读书的秀才。在此期间和友人赵斯度、金际会、冯徵兰等一起两度参加乡试，均未获售。二十九岁时，再次于浙江学政王杰主持的岁考中考得第一等，经选取，充次年丁酉（乾隆四十二年（1777））科拔贡。

      三十岁的曾镛作为泰顺县学十二年中唯一的一名拔贡生，意气风发，即于当年满怀学以致用之志前往北京国子监学习。然而当时，乾隆帝正在纂修《四库全书》，详校、覆勘、覆校、校对都是由官员担任，而国子监的监生则参与誊录，因此曾镛也在四库馆做了七八年的誊录，直到乾隆五十年（1785）时，三十八岁的曾镛才得了浙江湖州府孝丰县儒学教谕一职。到任之后，虽然薪水微薄，生活清贫，但曾镛仍让妻子把自己的老父亲接到官署奉养，以尽孝膝下。官署中种植有许多大黄菊，每至花开季节，曾镛就带着妻子陈氏、儿子曾璜陪老父亲赏菊饮酒，吟诗作对，尽享天伦之乐。但这种欢乐对曾镛来说却是如此短暂，仅过五年，乾隆五十五年（1790）曾镛四十三岁时，其父病逝于孝丰学署。丧父之痛让曾镛终日昏昏噩噩，不知所从。官微俸薄，积蓄无多，竟连收殓父亲的费用都不够，幸亏湖州知府雷轮、归安知县彦图等人慷慨扶助，妻子陈氏含悲收泪，独力承担丧事一切事宜，夫妻二人才能千里扶榇而归，一路艰辛，可想而知。按照古代的制度，家中父母去世，无论此人任何官职，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必须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个月，称之为丁忧。因此曾镛必须去职居丧，回家守墓。这两年多的时间，是曾镛二十岁起离开泰顺后回到故乡居住时间较长的一段时间，或许就在这段时间内，年方十六岁的董斿和潘鼎拜曾镛为师，成为门下弟子。

       乾隆五十七年（1792）冬，在家守制居丧期满的曾镛应召起复，到浙江云和县当儒学教谕。次年，返乡探亲，在家中居住了四五个月的时间。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调任金华府学教谕。乾隆六十年（1795）冬，又转授嘉兴府学教谕。嘉庆元年（1796），在杭州结识了当时的浙江按察使秦灜，以及浙江布政使汪志伊。汪曾写信给曾镛，请他入幕帮助自己工作。曾镛以自己钝拙不通时务，婉言推谢。不久，汪志伊被人弹劾，转迁江西按察使。此前，在乾隆六十年夏日的时候，曾镛之妻陈氏患病，直至嘉庆元年秋尚未痊愈。是年冬，曾镛寓居于杭州管米山，正打算回泰顺看望妻子，刚好家乡的耆旧、县令，以及浙江按察使秦灜都推荐他参加孝廉方正科的考试，曾镛起初还想推辞，后来想自己本来就因为贫困求官，为什么又矫情谢却这次好机会呢？于是又留在了省城，没想到，十月初三日，有位泰顺老乡到杭州出差，前来拜访时告诉曾镛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妻子陈氏已在九月间因病去世了。

      丧妻之痛虽然沉重地打击了曾镛，但也取消了他回家省亲的念头，决定跟随汪志伊前往江西南昌，进入汪的莲幕，开始了他的幕僚生涯。嘉庆二年（1797），汪志伊复又升迁为福建布政使，曾镛陪同汪志伊家人一道先去安徽，然后再返乡。在泰顺度过一年多的光阴后，嘉庆四年（1799）春曾镛带着儿子曾璜前往福建福州，再次投入汪志伊幕下，此时，汪志伊已经由福建布政使升为福建巡抚，在汪的推荐下曾镛谋得将乐县正学书院主讲一职。在将乐讲学近三年的时光中，数次往返福州，与汪志伊多有诗歌酬唱，意甚相得。不料天意弄人，让曾镛壮年丧父，中年亡妻之后接着再有老年亡子之痛。嘉庆六年（1801）八月，前往杭州参加乡试的曾璜病殁于考寓，消息传来，天崩地裂，曾镛一生最重视最寄托以希望的长子竟然年仅三十二岁就撒手尘寰。曾镛随即辞去书院主讲之职，匆匆告别汪志伊，回浙料理儿子曾璜的丧事。

     嘉庆七年（1802），五十五岁的曾镛重新被启用，担任为浙江金华府汤溪县儒学教谕，这是他第五次担任教谕官职。在汤溪任上时，他一方面悠然自得，与同僚锄锄地，种种菜；另一方面不免又因官场失意潦倒，而时发怀才不遇之感慨。嘉庆九年（1804）春夏之时，浙江西部地区发生涝灾，农业生产遭到破坏，为了避免冬下的粮荒，浙江巡抚阮元奏请让杭州知府李坦等携带三十万两白银，前往四川湖南等地买米，用以接济荒年。为了完成买米的任务，阮元共调选八名老成的官员，前往川楚，其中之一就是汤溪儒学教谕曾镛。嘉庆九年秋，曾镛等坐船沿钱塘江逆游而上，取道桐庐，进入江西，然后从鄱阳湖再次登船，经永修、九江，向湖北进发。九月，到达武汉，并从沌口镇到长湖一带采办。未几，又沿江而上，到达荆州。经过数月的采买，已至岁末。嘉庆十年初春，曾镛等泛籴而归，过镇江、丹阳、湖州，返回省城杭州，顺利完成了此次买米的任务。由于曾镛在买米赈灾中的所购买的稻米质量优良，并且费用节省，因此得到了浙江巡抚阮元的赏识，朝廷褒奖擢升为知县之职，待吏部铨叙之后即为任用。嘉庆十年秋，曾镛北上京城到吏部应选，此时距离乾隆五十年离京任孝丰县教谕时，已整整相隔了二十年。此次吏部铨选，曾镛并没有立即得到知县之职，而是要回家候铨，嘉庆十年的冬天，曾镛又踏上了返乡的路程。

     自嘉庆十一年（1806）之后六、七年的时光中，曾镛一方面在家待铨，一方面则教书育人，期间，曾一度担任罗阳书院主讲，在嘉庆十二年（1807）先师庙重修时还写了一篇《重修泰顺学宫记》。一直等到嘉庆十七年（1812），才得到吏部的官照文书，出任湖南东安县知县，此时，曾镛年已六十六岁，虽然年老力衰，犹怀抱着“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心，前往湖南，开始了他七品正堂知县老爷的工作。东安人民朴实敦厚，曾镛更以宽大简约的条例治理地方，向人们宣扬孔孟的“孝悌礼让”之道，于是在任期内几乎没有争执诉讼的官司。闲暇之时，便深入乡野农村，督促指导耕耘播种，看见有道路桥梁倾圮毁坏的地方，就亲自率领治下子民前去修葺。曾镛还主持修缮了县里试院的考棚、龙岩义学、育婴堂等公益建筑，许多当地的生员仰慕他的才学渊博，纷纷前来向他学习请教。在官七年，举县大治，湖南巡抚左辅审核官员的考绩时对他的考语是“仕学兼优，民安于治”，评为卓异。此时，他的县令举荐人阮元正任湖广总督，深知曾镛的才干，立即准备向朝廷推荐提拔，想要委以重任，不料年老多病的曾镛没有等到在更重要岗位上发挥余热的机遇，清道光二年（1822）十月十六日，曾镛病逝于东安官署，时年七十四岁。

曾镛行书立轴（吴明华藏）

      曾镛的一生，没有绚丽的鲜花与耀眼的光环，他虽熟读经史，精擅理学，满怀经世致用之志，但却在科场上跌蹶蹉跎，落拓失意，一直处于清代封建社会的官吏底层，到处宦游、漂泊。历代以来，中国文人总是遵循着“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的框框，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政教怀抱，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曾镛的诗中同样充斥着这些内容，如果单从文学艺术的角度上来看，曾镛的诗也许并不是十分出彩，但他的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实实在在就是“唯真而已”，正是这种“真”，脱离了那些弄粉调珠极尽雕饰的辞藻，没有那些生搬硬套的景境，因而使他的诗纯净、自然，迸发着一个有血有肉的声音。

曾镛的《复斋诗集》共收录古近体诗四卷二百零九首，加上卷首的励志诗十一首，卷末的应制诗二十首，共二百四十首。在这些诗中，怀才不遇的郁闷诗、描写各地风光的游览诗和倾诉羁旅离愁的思乡诗占了大部分篇章，此外还有一部分的记事诗、悼亡诗和朋友同僚之间的酬唱诗。在他的青年时期，县试、府试和院试的顺利过关，使他对科举抱着极大的希望，这时候他的诗是轻松愉悦的。去杭州参加乡试的路上，他写道：“我泊石帆下，惊呼好月色。把酒招同人，狂歌正清绝。”意气风发，十分洒脱。半途经过永康李溪时，他写道：“远来未识新秋好，喜自侵晨发李溪。”秋色在他的眼中是如此美好，大清早起床赶路都喜滋滋地。在壮年时期，他初次步入官场到孝丰、云和等地教谕的时候，虽然起居简朴，但他对待生活的态度仍然是健康向上的，如《闲居无赖寄兴晚花承彭明府过赏奉酬原韵》：“人瘦但知霜信早，官贫赖得菊年丰。独难潘令庭如锦，还向萧萧看冷红。”如《云和学署除夕寄儿子》：“小酌闲添果，移尊试检书。孤清还自在，儿女莫愁予。”如《春初野望》：“野色依山转，村烟出树斜。春阴溪上望，谁与步幽遐。”在中年时期，由于宦途上的失意，他的诗中表现出对到处宦游漂泊的苦闷，如《除夕自嘉禾学署对酒》：“独怜腊尽梅争觉，争奈生涯梗不如。”如《龙塆夜坐》：“只有影随形寂寞，不堪风并雨萧疏。”在老年时期，他的诗中则一方面隐藏着归隐田园的思想，另一方面又透露着希望自己得到朝廷的重用，如《汤塘李丈秋日招饮水亭》：“池鱼思故渊，尘网笑自萦。羡此幽居乐，多翁甘退耕。”如《与汪太史叙话小龙塆山庄》：“羁鸟旧林念，问君将毋同。天涯闲矫首，怳惝怀陶公。”如《己未春自浙至稼门中丞榕城抚署剪烛夜话》：“愧抱区区意，无材当菲葑。登堂承倒屣，何以答欢悰。”如《有马吟寄呈稼门中丞》：“延颈嘶悲风，垂头伏驽栈。一身不遑恤，何心千里远。”“念彼瘦的颅，足为知己展。识途时有用，齿至敢不勉。”他人生的最后几年，去东安任知县，这时他的诗中则带着一种为天子守牧一方责任，沉稳厚重，如《偕诸幕友登东安孔明台》：“为忆抚绥劳上将，我来奚以字编氓。”如《接袜赠内并序》：“纤纤漫听风人刺，廉吏谁非赖俭为。”如《初夏至清下乡口占》：“争说官真好，宁如分自安。三时知力作，十亩比天宽。”

      整体上来说，曾镛的诗并不是十分出色，诗中大量选用生僻的典故，让人读起来相当枯涩，从这点上来说，曾镛诗的艺术韵味是逊于他门下弟子董斿、潘鼎等人的。民国徐世昌所编的《晚晴簃诗汇》（即清诗汇）也仅仅收录他的诗作一首，明显少于其他泰顺籍诗人。但曾镛的人格魅力并不是在他的诗作上面，而是他的治学育人以及敦厚的品德之中。他熟谙经史，著述颇丰，一生五任教谕，两掌书院，指点教诲，无不呕心，学生皆对他十分恭敬；他天性纯孝，简朴谦善，接人待物，使人如沐春风，在东安知县任上时，行政宽简，一心为民，深得民众爱戴，去世之日，前来吊唁者有千余人，灵柩返乡那天，送丧者塞满了道路，棺木都无法前进。从这方面来看，曾镛的人生又是成功的，他赢得了人心，赢得了身后之名。

     清同治六年（1867），在曾镛去世四十五年之后，泰顺士子联名奏疏皇帝，请求将曾镛列入“泰顺乡贤祠”崇祀。同治八年，曾镛入祀乡贤祠，同年，湖南东安县名宦祠亦将曾镛名列其中。在此之前，泰顺乡贤祠共祀六位宋代的先贤，加上曾镛后，续成七星之数。曾镛不仅是泰顺清代唯一一名入祀乡贤祠的人，也是泰顺明朝景泰三年建县以来唯一一个入祀乡贤祠的人，证明他是在泰顺历史文化的长河中留下了重重的一笔，可供后人瞻仰、崇敬。

库村古村落

来源：《廊桥》第五期

潘先俊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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