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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殿与兰溪桥 我推算,如果要死三个人,第三个肯定是我啰。如果我拆桥死了,就埋在桥边吧。 英岭尾的老百姓对兰溪桥有感情,听说要拆桥,有人放出话来,说拆这座桥会死三个人。我们的工匠特意跑到西洋殿,向菇神吴三公许愿,保佑我们拆桥安全。 我推算,如果要死三个人,一个是建桥师傅,一个是包工头,第三个肯定是我啰。我跟家里人交代,如果我真的因为拆桥死了,尸体不要发回老家,就埋在桥边,群山围抱,四水归塘。 我带着大米、咸菜和铺盖到了现场。工程队拆到哪里,我就画草图,做记号,把所有的资料都记录下来。木拱桥的坡度是多少,牛头结构的倾斜度有多少,我都自己拿线去吊,这样重建的时候我就有第一手材料了。 拆桥就像考古一样严谨。拆到桥面时,那真是一点点的剥离:最底下一层是箬叶,第二层是木炭,第三层又是箬叶,第四层才是沙石料。这样做成的桥面,防潮吸水,几百年都不会腐烂。我之前只在书上看到过,第一次亲眼目睹,很激动。重建时,我们也完全按照这种古老的工艺给予复原。 拆桥的过程中也创造出了很多土办法。比如廊屋上的瓦片要怎么拆?工匠编了一个竹扒子,人坐在屋顶上,很小心地将斜檐上的瓦片一片一片地钩上来。 现场有很多丰富的发现。比如木梁上的墨笔题迹,时间久远,早已墨黑一片了。但是被雨水一淋、太阳一照,字迹全都出来了,格外清晰。不到现场,是看不到这样的奇迹的。这个过程太美妙了。 兰溪桥虽然经历四百多年风雨,桥身仍然非常稳定,那个木拱桥架牢固到什么程度——工人要拆卸拱架的榫头,想了很多办法都拆不下来。最后用了钢钎、葫芦、千斤顶,再运用杠杆、跷跷板原理,花了大力气,总算将榫头拔了出来。 兰溪桥拆了40多天,要死三个人的谣言不攻自破了。我们都很感谢吴三公,特意买了个大猪头去奉献。但是老百姓又说:你们没出事,是因为你们要重建兰溪桥啊。呵呵。 为迁建后的兰溪桥选址时,我灵机一动:如果把兰溪桥迁到西洋殿旁边,就能作为古建筑群一起保护起来。这个建议得到了采纳。现在,这两处古迹相邻而居,成为一处非常漂亮的景观。 可惜啊可惜!前两天路过时发现,为了修高速,后坑桥一边的山坡被挖平了。 兰溪桥之后,我又主持修建了好几座廊桥。到2001年修建后坑桥的时候,我已经很有经验了。 后坑桥建于康熙年间,又叫“红军桥”。1934年,红军曾在桥上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枪战,红军大胜。有这个背景,1980年首次评“县级文保单位”,后坑桥很顺利地入选了。 1987年,后坑桥的19根木拱架被人偷偷锯走,后坑桥变成了一座危桥。当时作了抢险加固,到2001年,已是刻不容缓落架大修的危桥了。 我很怕建筑公司把古廊桥修得不伦不类,不古不今,这个先例不是没有。所以我坚持验收合格之后再付款,而且合同中注明:一定要“修旧如旧”。这让对方比较不痛快。 工程队进场,没图纸没样子,于是我被领导叫去现场监工。正应了庆元的一句俗语:小猪拉屎到槽里自己吃。我就是这样子的小猪。 因为前头结下了梁子,工程队和我很对立。我去的第一天晚上就给我下马威,他们打电话向文化局长告状,说我耀武扬威训工人。幸好那晚我在镇里吃晚饭,有镇干部为我作证。 我不跟他们计较,我讲我做过木匠,我不吹牛,廊桥的内部构件我滚瓜烂熟,怎么把桥架回去、怎么省工省力,我都知道。 这是一个技术活,我内行,他们服气。我和他们的关系慢慢改善了。但马上又出来一个事件。 19根拱架木必须买新的。工程队的经理运来一车天目山的杉树。我一看,这批木材梢径18厘米,年轮才20来年,是速生树。这不行。廊桥拱架的梢径必须达到20到22厘米,年轮起码四五十年,才能保证使用安全。经理说,他到处找了,实在找不到符合要求的木材了。我坚决不同意,一定要他退掉。经理没办法,说要么到东北再去找找,要么明天去码头采购进口铁杉。 第二天,经理重新买来一车木材,是加拿大进口铁杉。梢径达到24厘米,质量不得了的好!可也不得了的重,工人架不上去。我跑到镇上,借来两个五吨葫芦,把问题解决了。那天大家都很开心。 |
吴其林 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能随便说文物没价值!如果事后证明它的价值,你就是渎职。 我做过最傻的一件事,就是深更半夜赖在县长家门口,要他拨款重修西洋殿。 西洋殿是纪念“菇神”吴三公的。庆元香菇很有名,吴三公就是人工栽培香菇的创始人。他生于明代,是庆元百山祖乡龙岩村人。 西洋殿始建于南宋,清代重修过,距今800多年了。西洋殿是庆元雕刻艺术最精致最华丽的一座古寺庙,“文革”时用作牛棚和农药厂,面目全非,古戏台都坍塌了两间。我每次路过,看它一副破败相,可是太阳底下,那些柱檐上的雕刻——诸葛亮唱空城计、司马懿兵临城下,还是那样生动美丽。 从我干上文物这一行,我就立志:这座寺庙不保护,我搞文物也没意义了。 重修西洋殿的过程很血泪的,因为没有资金。有一年县财政好不容易挤出5万元,可是到了夏天发水灾,村子淹了好几个,这笔钱也泡汤了,救灾要紧。有钱修一修,没钱停下来,西洋殿修修停停好几年。 有一次资金又断了,我实在苦闷,晚饭时喝了点酒,热血涌上头,就跑到县长家去了。我在他家门口的地上坐着,等到11点,县长回来了。我就向他要钱,吃相蛮难看的。县长火了,说要报警。我立刻双手抱拳,怒视着县长:呜呼,谢谢你了!如果为抢修西洋殿而坐牢,我会倍感荣幸! 第二天,整个县府大院都知道,昨晚有个疯子到县长家闹事。连省里的毛昭晰老师都知道了,省文物局特意拨了5万元救济款。毛老师批评我:“精神可嘉,但不能过分。”我现在回想,也有点后悔,真是傻干啊。 2005年,在庆元市民广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给庆元后坑桥颁发“文化遗产保护卓越奖”,我上去领奖时,群众在下面议论纷纷:“就是这个人,赖在县长家门口不走,人家说他是无赖……”有朋友告诉我:你风光了,县人大主任在广场上为你现场开解,说“我们庆元唯独是老吴,确实是为了公心”,你真是傻得可爱啊。 有人说“这么××的一座破桥,庆元随便找找20几座都有!”气氛一下子僵掉了。 说到我和廊桥的缘分,是从保护、拆建兰溪桥开始的。 兰溪桥是全国现存单孔跨度最大的木拱廊桥,始建于明朝万历二年,重修于清朝乾隆59年,是木拱廊桥技术成熟时期的一个代表。几百年来它一直藏在庆元东部的一个大峡谷里。那个地方叫“英岭尾”,上世纪70年代建了水电站。据说测绘人员走进深山,看到上游的兰溪古桥,惊叹不已,就以桥的名字来命名水电站。1983年,兰溪桥水电站为了增加发电量,需要加高大坝,县里开会决定,拆掉兰溪桥。 当时根本没考虑它是文物古迹,也不会有人来征求我的意见。倒是文化局长跟我说:桥梁上有很多文字题迹,你去把梁扛回来,以后可以搞陈列。 我带着一台120相机赶到现场,谢天谢地,还没动工。我跟总指挥说:兰溪桥是文物古建,不能拆。这位总指挥以前当过龙泉县副县长,龙泉解放初有个著名事件:当地拆了一座宋代古塔,把塔砖拿来铺大街,结果县长被撤职,轰动一时。总指挥懂法,他答应我,缓拆。 回去后我马上写报告:兰溪桥不能拆!写好请领导签字。领导认为县委扩大会议都通过了,有麻烦。我心急火燎,没办法,就在报告上盖上我自己的私章,9个县委常委,每人送了一份。同时抄报地区文物科、地区文化局和省文化局——这三份报告上我写了三个字:“急!” 我这种做法绝对属于无组织无纪律的,一位平时对我很好的领导骂我:“吴其林,你这个半途出家的和尚,把大济庙搞成文物,现在要把兰溪桥也搞成文物!是不是文物,还要研究研究!” 但有一位副书记被我感动了,他表态,请省里专家来现场考察,兰溪桥到底有没有价值。 几天后,省里来了一位姓傅的处长。宣传部长悄悄告诉我:“处长的级别,同县长一样。”是大人物哎。县里马上派了一部车,交通局长、文化局长、副县长,挤了一车人去兰溪桥。傅处长在现场点评一番,建议立即成立“兰溪桥拆建领导班子”。 第二天再开县委扩大会议,会议还没开始,有领导就开骂了:“这么××的一座破桥,庆元随便找找20几座都有!”气氛一下子僵掉了。 傅处长来庆元前已经了解到,庆元交通局长姚舟是解放前的名牌大学生,有名的桥梁专家。傅处长开口先问交通局长来了没有,他可是专家。然后讲了兰溪桥的价值,讲了龙泉拆塔事件,说破坏文物是要判刑的。 我就听到后面搞纪录的秘书在交头接耳:要判刑的、要判刑的…… 处长转头问:“桥梁专家,你说对不对?”姚舟站起来,发表了一篇生动的讲话。他说浙江最有名的古廊桥有三座,兰溪桥只能排第三。老大在泰顺,开公路拆掉了;老二在景云,“文革”时烧掉了;现在,老大老二都绝迹了——讲到这里,整个会场鸦雀无声。 会上决定,由我具体负责兰溪桥的拆建。宣传部长说:你要全部拆得下来,还要全部建得回去。不然的话,你这个“小鞋”就穿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