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一所乡村小学读的小学低段，一至五年级全由一个老师进行复式教学。老师姓吴，名方赞，字恋东，经常早上带着已做熟的饭菜从十几里外的地方来上课，中午在我家把饭菜热了吃，因为学校离我家近，因此我也得了许多读书之外的便宜，比如听他说说故事、拉拉二胡、猜猜谜语，或者看他写写对联。
    那年月，乡村里没什么娱乐，吴老师的故事、琴声、谜语、写字就是我们村民最丰富的业余生活。逢着冬冷夏热的时日，吴老师就寄宿在学校，村民无甚招待，就轮着请他吃自制的拉面，而拉面也往往是老师自己动手酿的。夏天的夜里，老师就择一块空地，放一把交椅，沏一壶茶，操起二胡一曲一曲地给村民们拉琴；冬天的夜里，老师就手捧一暖炉，点起一支烟，绘声绘色地给村民讲述前朝古来传。
    偶尔，村里来了戏班子，吴老师就上台面去实实在在地唱上一两个折子。
    那时候，吴老师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和偶像；对于他，我是认之、服之、敬之、又畏惧之。然而暗地里又偷偷模仿他，把他做过的谜语做给别人猜，把他说过的故事说给别人听，把他写过的对联写在墙壁上，把他唱过的戏文象模象样地唱给别人听。
    有一段时间，不知何故，吴老师没有像往常一样正常来上课了。
    我一区区班长又无掌握五个年级局势的能力，杂处的教室里乱成一片。我忙里偷闲选了几个同学溜出学校，管自己做大事去了。
    我们分工找来布料丝线缝制了一套套戏袍子、戏盔帽子，花了很长时间上山砍来野梧桐，雕制成各谱木偶头像、脚模和能够活动的手。然后上彩、绣袍、成身；编剧、司鼓、操琴、唢呐手、前台主唱都做了明确的分工。戏是可以开唱了，可不敢公演；不能公演没有观众，我们就叫了一些比我们较小的小孩来充当。
小孩们把这事说开了，于是全村尽知，自然也瞒不住吴老师。吴老师倒没怎么找我们的不是，但我们知道他在到处打听这事。有一天我们明明看到他放了学后就收拾行李，消失在山的那一边；可正当我们的戏演得正酣时，突地冒出个吴老师来，吓得我们一伙做鸟兽散。我躲在暗处看他，非常仔细地调试着我们做的乐器，还认真地准了准二胡的音，又提起一个木偶耍了几把式，最后他在夕阳的余辉中拖着长长的身影走向山的那边。
    那个宁静的山村夜晚对我们戏班子成员来说谁都无法宁静，谁都不知道明天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
    第二天早上，我们乖乖的坐在教室里等老师，等久了，就不放心    地跑到教室外往山那边看。一个又一个高年级的同学被父母亲叫走去干活了，看看太阳也升起老高了，估摸着老师也许不来了。戏班子的成员和几个戏迷在我的一声令下，挑起戏担子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其时正值春播时节，我们就把戏演到田头去。劳作的农民从山间田野围过来，兴致勃勃地看我们演出，还不时拿出几毛钱鼓励我们。我们唱的是一曲《说唐》。唱到薛仁贵成名回窑洞认妻时，一同学气喘吁吁地跑来说：“老师回来了！”慌忙中把薛仁贵和他妻子及一帮唐朝人物统统收到戏笼里，藏在山草中，然后故作镇定地走回教室。老师早已端坐在讲台上。一节算术过后，老师点名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我心里好像揣着几十只兔子一样扑通乱跳，到了他的房间，没听他说什么批评的言语，只听他说：“你喜欢戏，这些折子戏的本子拿去看。”
    那天上午，吴老师还在黑板上默写出好几首木偶戏的唱谱让我们抄，又从房里拿出他心爱的二胡，还有京胡，仔仔细细地教我们拉、唱，完了，还坐在我身边，拿起我的作业本写下许多段名戏的经典台词。
    后来我到了一所乡级完小读书，与吴老师促膝相处的时间就少了。只有在村里的红白喜事场上偶尔会遇到他，一是他把自己当成了这村里的人，什么事都少不了一份；二是他依然热爱唱戏吧。而我呢，总免不了要走近些再走近些，看他、听他唱戏。为此小学读完后，我还郑重地向父母提出辍学去学戏的想法。
显然父母并不赞成，而吴老师尤其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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