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东晋学者郭璞为白鹿城作规划设计（晋明帝太宁元年即公元323年）之前的某一年，一位游方高僧行走在现在的瓯越大地上，希望在荒无人烟的大山深处修炼成佛。一天，他沿着瓯越人踩出的一条山道小径来到一个后来叫做南台岙的地方，见四周巨木参天、松风阵阵，南面一峰独显，便放下背上的行囊，在路边歇了下来。几天后，这里出现了一处简陋的茅屋，茅屋内点燃了第一根香。高僧得道后又四处云游去了，但这小茅屋留了下来，成为蛮荒之地佛的种子，时人称之为南台庵。南台庵的香火吸引了四方的移民，但是几百年过去了，他们没有留下任何姓氏和故事就淹没于历史之中。曾何几时，南台庵的对面山里搬来了一姓黄的人家。唐永隆元年（680），一个叫叶兴保的男人也带着全家从丽水碧湖来到南台庵的旁边。从此，南台庵的不孤寂了，因为这里有了村落。黄氏和叶氏成了泰顺历史上最早的一批移民，南台岙也成了浙南闽北两姓的始祖地。到了唐咸通九年（868），黄氏有了较大的基业，于是舍出地基将庵改建为律院，并施田山给律院。到了元朝初期，律院有了一定的规模，于是鸿胪寺卿黄文光奏请皇上赐额“南峰律院”。到了南宋初年，南峰律院进一步发展，主持伏机和尚同黄氏等将律院改为禅院。

    一直以来，这个幽远而神秘的南峰寺谜一般的驻足于我的脑中，南峰寺的历史真的这样久远吗？那么为什么如今默默无闻到连文物专家都对此不知所以？为了揭开谜底，也为了体会一种原汁原味的感受，我选择了一个深秋的好天气，独自沿温州大路探访南峰寺。

    从县城出发，望东北经沙堤、上庄，北折向下便是著名的百步峻。百步峻的岭级很陡，但由于乾隆年间官方重修过，路面比较宽。山脚下的村落名三滩。据文物典籍记载，三滩原来有一座很古老的寺院叫灵峰寺，现在已无踪迹。至于灵峰寺废于何年，实在无法考稽，听说村民的猪圈旁还有古寺的石磉子，云云。三滩河谷的东面即百丈岭。其实百丈岭是真正意义上的枫树岭，几百株五六百年以上的古枫齐刷刷地排在山腰大路的两侧，在深秋的日子里宛如一绺红飘带。几十年没有了人气，大路已被荒草和枯枝侵埋，穿越古道成了一件颇为困难的事。爬上百丈岭，走过一段平缓的丘陵地带，向下穿过一片密林，便到了温州大路最著名的歇脚点——双岭亭。双岭亭至南峰寺的古道两侧长满了巨大的古松，与百丈岭的古枫相比，这里的古木、鸟鸣和流水更能构成一幅与佛有缘的山水画轴。远处传来清脆的铜铃声，我知道山下就是南峰寺了。

    南台岙其实是一个椭圆形的冲积谷，西南北三面皆高山，只有东面一个缺口通往外地，所谓的南峰即刚才来道所在的山峰。冲积谷四周零星的旧式房舍已无人居住，任疯长的蒿草百般蹂躏。靠北的山脚前方有一圈足有半个足球场大小的场所，四周是用片石堆砌的围墙。因为年代太久远了，断断续续的围墙变得黝黑黝黑。几只番鸭在围墙内侧的水塘里悠闲地浮动，池塘边偌大房子的屋顶没有了，露出的断垣残壁显得有些耀眼。残墙前严肃地摆着三块石碑，左边两块是新的，一块是2001年重修寺院的碑记，另一块是重修时各地施主的名单和金额。右边一块是立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的《南峰禅院碑记》。碑石上满是干枯了的苔藓，十多处碑文（皆为姓氏）有人为凿锉的痕迹。全文如下：

    南峰寺古曰南台庵，自西晋为佛日行僧飞锡之所。唐咸通九年，□（黄）氏舍基建为律院并施田山。宋绍兴改元，伏机和尚同黄氏及赵八评事改为禅院。绍熙间复有项、徐、陈各姓增施田土。元皇庆年，鸿胪寺卿□（黄）文光奏请赐额“南峰”。明时再建再毁，本朝康熙庚子住僧寔光等募化重建，此皆寺谱有可稽者也。旧有石碑，见在无存。今奉县宪李公查究，谕饬勒石立碑，合将先后各施主所施田山数目及修捐银两各芳名镌于左，以示不忘先德道爱焉。……

    “县宪李公”是谁？我推想应该是当时的县长什么吧。翻阅《分疆录》才知道这位县长的名字叫李炳厚，《分疆录》录有其光绪元年（1875）撰写的《拨南峰寺田产入宾兴记》一文。认真拜读了李县长的《宾兴记》，联系以上碑文，我多少摸清了南峰寺衰败的缘由，亦惊讶于南峰寺衰败的缘由！

    千百年来，由于地处偏远，从游方高僧始建的“南台庵”到唐通年间的“南台律院”到皇帝赐额的“南峰律院”再到南宋的“南峰禅院”，在这一段千年时光里，这家寺院始终处于和平的状态，附近大姓也舍得施舍，因而事业蒸蒸日上，南宋时期高峰，一年的田租达到600担，僧侣过百。但是到了明代，泰顺兵燹不断，社会动荡，南峰禅院开始走入低谷，寺院再建再毁。到了清康熙庚子年，在住僧寔光的主持下，再次将历经沧海桑田的古寺重修了一遍，南峰禅院出现了复兴的曙光。但是这样的时光太短了！因为随后出现的财产纠纷危机给南峰禅院披上了一身阴影。
    
    大概最迟是到了同治年间，南峰禅院的田租每年可得3万斤，这对维持一个偏远的禅院来讲绰绰有余，于是，叶、黄两姓为争夺禅院的多余的田租展开了长期的纷争。《宾兴记》：“南峰寺为邑望刹，饶于产，害即由于产，而寺几废。”为了整肃这件事，由县宪李炳厚出面调停，将建寺以来当地大姓所施舍田产的数量、方位及现金额数一一勒石（即《南峰禅院碑记》），企图制止纷争行为。但李大人想的太幼稚了，因为有了石碑，叶、黄两姓照样争吵。更有为掩埋证据者，在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偷偷用钢锉将碑文中施主的姓名凿改。纷争照样闹到李大人府上。当时李大人正为童生上州府考试路费（即所谓“宾兴”）发愁呢！一怒之下，“勾稽档籍，清釐田亩，计岁可得租贰万七千余斤。乃以其半复归之寺，而割其半为宾兴费。”并且“为立新章，弥其后患”。李大人的这种处事方法在明白人眼里有点“各打五十大板”和“渔翁得利” 之嫌，难怪李大人完事后颇为兴奋，“禅门兴废赖吾道以维之，不诚快事哉！” “余忝权邑篆已逾三年，自愧无善政，独此区区，自谓颇尽心焉。” 在此我们对李大人的功过不予多加议论，但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南峰禅院却一日衰似一日，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前，禅院里的僧侣已寥寥无几，土改之前还有一个姓蔡的和尚，土改工作开始后，蔡和尚也走了，禅院所有的田产全部充公，至此南峰禅院一无所有。
    
    石碑提醒我，寺院的台门就设在这片残墙的中间。跨过台门，迎面是一幢颇为豪华的琉璃建筑物，大门正上方的匾额上书写“大雄宝殿”四字。正在大殿内作佛事的和尚见有人进来，便放下了手中行头，跟我聊了起来。闲聊中得知，和尚俗名陈居诲，雅中人，现年56岁，当地人称“老陈”。老陈27岁时娶妻生女，30岁离婚，女儿16时早逝。父母双亡那年即出家，法号释戒诲，曾先后在三魁卢梨寺、罗阳三仙坪、三魁净化寺当过和尚。2001年南峰寺重修后，即赴该寺主持，他是目前南峰寺惟一的一个和尚。

    老陈说，南峰寺太偏远了，平时很少有外人来，看到我一身不俗的行头，以为是电视台的，稀罕的很。接着老陈带我到了紧挨大雄宝殿左侧的观音阁。观音阁为四方形的三层泥墙屋，建于民国38年，整体结构尚完好，但厨房因废弃多年而濒临坍圯。一竿拇指粗墨绿色的野竹从瓦砾中倔犟地伸出身子，企图冲出屋面，却被一根檩条轻轻地拢住了，于是身子弯的像虾蛄。野竹旁边躺着两根重修大雄宝殿时换下的栋梁。栋梁被老陈用力翻转，露出了有字的一面。我蹲下身子仔细打量了起来。令人惊讶的是，这两跟长达七八米的大梁的梁面布满了虫蛀的痕迹，唯独写字的那一面显得非常光滑，上面写的是上一次重修（如果没错的话应该是康熙庚子年）的重要施主什么的，墨迹有如新出。唏嘘之余，老陈和我踱出厨房侧门，来到古井旁边，古井内有一片淡绿的水草，水很清。水井边还摆放着直径大约60公分的石盆，石盆用青石雕就。看到如此精致而年代久远的石盆，我的心中又多了一番感慨。
    
    老陈说，寺院的历史很少人知晓了。可贵的是，大前年，搬迁到外地的黄、叶两姓的后人故土难忘，集资了近三万元，将破旧的主殿修葺一新。老陈指了指前方的断垣残壁和围墙叹息道：“金刚殿、围墙和池塘的维修需要很多钱，目前看来是不可能了。”

    交谈中，我进一步了解到了老陈和尚的生活境况。老陈和尚主持南峰寺后，“借用了”当地农民荒芜的田地八亩，虽说田租不必付，但农业税还是要交的。一年收成有7000斤谷，计值3920元。除去犁工300元、肥料1100元，还剩2520元（农业税不知道要交多少）。再除去一年用茶籽油700元、用香300元、用蜡烛300元，还余留近千元，加上一年施主的香火钱大约500元，总计余留1500元。这1500元钱就是老陈一年的所有开支，当然包括寺院物品的购置和维修费。因为庙小加上路远，平日施主几乎没有，只有到了逢年过节或初一十五什么的，那个摆放在大雄宝殿内的募化箱才有些滋润的神色。
  
    临走时，夕阳已将南台岙镀上了一层金辉。我不清楚一千七百多年前的夕阳是否也似这般模样。

    匆忙中，我望募化箱轻轻地投进了十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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