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鹏

回眸一眼，村庄和我年初来的时候没有两样，但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我都那样熟悉，村头有一棵不知名字的树，我们来时光秃秃的，我们走的时候，繁花都开过了，绿叶也披满了，一部电影的生命也即将开始了。

说起来，唐朝是一个相当有型有款的朝代，杂糅并蓄海纳百川，文化空前发展——诗人遍地，书法风流，服装性感，音乐旖旎，但这些都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唐朝人民思想开放，尚未受到儒家思想严重荼毒，社会行为依赖“约定俗成”，换言之，自宋以来的中国人，拘谨，谦恭，小心，寡淡，生怕出圈儿，在唐代或之前，人民就比较敢于出圈儿，让自己在一定社会规范下活得恣意，这是一个令人羡慕并心向往之的时代。

“拍摄一个好玩有趣的唐代电影”这个念头出现了很久，我厌恶那些描写古代宫廷的电影，让我们后代误以为古代没有民间生活，只有秽乱的宫廷、秘密的刺杀和杯中的毒酒，看那些电影电视，可真让人厌倦啊。

2004年夏日的某一天，事前并没有任何征兆——没有霹雳闪电，没有喜鹊乌鸦，也没有午夜梦回，我在翻看一本小说的时候，电光石火，一个名词涌进脑海“强盗”。

对，写强盗，两个强盗，进入一个村庄，会发生什么？

一：强盗片：剧本

强盗这个词很生猛，带有传奇性，在如今这太平岁月，海晏河清的哪儿有强盗，只有在遥远的古代，我们才能展开想象——两个邋遢的男人，山清水秀的小村，狡黠胆小的村民，一厢情愿的爱情，不停扭转的命运，一切走向不可知、不可控、不可挽回。

2004年夏天，我开始写这个剧本，我将之命名为《苦竹林》，剧本写得飞快，得意处自己也不由得赞自己一句，写完之后，这个剧本被我忘记，我去拍摄我的电影处女作《烽火》，讲述一个十五岁少女和一个三十五岁国军中尉之间暧昧不明的情感，不管《烽火》命运如何，我都珍视和喜爱它。2007年的上海电影节，我去参加第一届电影项目创投活动，在何平导演担任主席的创投活动上，我带去的剧本《苦竹林》获得最具投资潜力奖，《烽火》的两个出品方星美传媒和上影集团再度出资，让我得以开拍《苦竹林》。

我将剧本拿给胡军、姜武、李立群，他们是我剧本定稿过程中圈定的演员，演技、外形、年龄都恰到好处，我给他们每个人都写了信，信中说，如果你们愿意参加这部电影，就请开始蓄须吧。他们很快回音，表示愿意参加，李立群从加拿大打电话来，第一句话就是：导演，你找我就算找对了，我的胡子十分特别，它是歪着长的。

二：有稻田之地：美术和造型

我第一次选定的外景地在四川茂县，那里的群山之间隐藏着古老的村庄，羌族风格的建筑与今日时代相去甚远，倒是充满“边疆感”的古意，但是蜀道艰难，制片部门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把车辆、器材、演职员和马匹送上高山的办法，他们威胁我说，要么修一条路通往山顶，要么另选外景。面对预算，我勇气顿消，选择了后者，作为一个地理爱好者，我知道中国之大，合适的外景当然不止一处，于是，浙江福建交界处的温州泰顺进入我的视野，那里的群山之间也隐藏着古老的村庄，但那里有路，可以让汽车直接开进村庄。

我将在此营造一个世界，荒诞暴力，张扬癫狂。

我曾经放风说我要拍摄一部“唐代纪录片”，有人误以为我想拍一部反映唐代人民吃什么穿什么怎么走路怎么生孩子的古代现实主义电影，其实不是，我的意思是，我不想让大家再看到肥硕的娘娘顶着一脑袋塑料饰品穿行在水泥唐宫里的电影了，我得让大伙看到有稻田之地，有竹林和牛，还有羊和蝴蝶。

如此一来，我们将面对一个亘古命题：在真实和虚构、考据和想象之间做出取舍。

这个命题的乖张之处在于：你考据详尽，未免泥古，或有当代美学上的费解，你用尽想象，会遭人诟病，说你糟践文化。于是你要走钢丝，在考据与想象之间——中国人活得多辛苦！“师古与泥古”这种散发着腌菜味道的命题仍在我这辈人身上发挥着作用。

我无法也不敢做革命性的尝试，只能摸索前进，做出最基本的判断：其实是细节堆积着一个电影。比如发髻，参考了一些文献之后，我让造型师将男性发髻稍微向后一点，这一点移动，让他们显得生动了起来。再比如刀具，唐刀制式自成一派，前后朝代都没有相似者，我们以日本刀为基础——日本刀从唐刀演化而来——将其改造，打磨成较直的刀型，顺便说一嘴，日本继承唐文化之全面，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我在国内找一个尺八（一种吹奏乐器）演奏员，很费劲，但尺八在日本是常见的乐器，跟咱们的笛子一样，尺八是唐代乐器，唐宋朝流传日本，自此湮灭于中华，而变流于东瀛。

在我的电影里，不能有闪闪发光的饰品，不能有绫罗绸缎，“用最粗糙的手织布，用木头和稻草，用泥巴和石头”，我反复叮嘱美术部门，“手持摄影，手持摄影，不要太客气”，我反复叮嘱摄影部门，“不能飞，不能套招”，我也反复叮嘱武术部门，叮嘱之下，我的同事很快发现，我的要求就是：粗糙。

精致是美，粗糙也是吧，这就是当时的想法。

三：暴力与爱情：演员

总算说到我最想说的了——暴力与色情——不对，暴力与爱情。

胡军，姜武，李立群，他们三个是好演员，我曾经让朋友们圈出中国最好的男演员，大家大费踌躇，明星灿烂，演员稀缺，在我的名单里，能真正清楚明白演戏的，不超过十个人。

胡军胜在细腻，在看完剧本之后，我们聊天喝茶，他问我，薛十三很难演，因为他是旁观者，你想我怎么演？我说，你纠结矛盾就好。事实上在拍摄过程中，我得益胡军处最多，他和表面上的大男孩形象很不相称，他的细腻和经验让我少走不少弯路；

姜武胜在丰富，他用心揣摩角色，已然成痴，我们每天讨论一个角色处理，各自比划，搬演情境，是最为畅快的片刻，他对角色的层次感把握极佳，入戏精准，台词处理强烈有力，至少在台词一功，我认为少有与之对撼者；

李立群胜在职业，多年演戏经验，他很清楚自己的位置身份，设计也好，突破也罢，总以导演最终定夺为第一选择，以他的年纪，我要求他吊在木架上半天，自己都不忍心，但他说自己是演员，演员就是吃这碗饭的，当他被从架子上放下，全场掌声雷动，相信那些工作人员的掌声是真诚的，真诚的掌声能听出来。

陈六（姜武扮演）是一个强盗，之前他是农民，失去土地和家园，变成强盗，他孜孜以求的，其实就是重新回到田园生活之中去，所以当他的爱情突然降临，他无从表达，只能诉诸强奸，当他完成强奸，马上打回原形，变成一个自说自话、强行介入他人生活的男人，他坚定地要留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爱是真实有效的，“归宿感”这种文艺的东西在一个糙人心中荡起涟漪。

薛十三（胡军扮演）也是一个强盗，但他曾经是军人，因为击杀长官而落草为寇，他享受兄弟情谊，享受浪迹生涯，对“归宿感”这种文艺调调没有兴趣。于是当陈六产生意愿要留下时，他纠结矛盾，在沉默中寻求解答。

在我们筹备本片之初，胡军姜武李立群跟我聊剧本，他们问，这俩人是什么样的？

我说，他们是俩傻帽，自以为是，他们是两个古代男人，外表比较妖娆，但是脑子就没咱们现代人那么复杂——想问题容易一根筋。比如你，姜武，是一只豹子，再比如你，胡军，是一头狼。

李立群赶紧问，我呢我呢？

我说，你是老狗——阅尽人事，精明之极，但是昏聩和颟顸也伴随着你。

三个人的权力博弈，演变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从而窥见人性一瞬间，就是我想探讨的问题，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它们的分野之处，又在哪里？

用暴力的方式，只能带来更狂暴的暴力，暴力和毁灭相始终。

至于爱情，至于那些出场不多的女性，她们是拯救者，整个村子男人碌碌，只剩下一个“随便一个杀猪的都如此伟岸”的寡妇，以及一个在男人和男孩间纠葛的少女，最后，寡妇牺牲，少女流浪，她们从属于男性，却拯救着男性。

四：老天爷当家：拍摄过程

2008年3月，《我的唐朝兄弟》在浙江温州泰顺的山里开机了，我选择了两个村落，相距一百公里，在形象上，它们将被合并成一个村庄，也就是说，观众看到的很多场景，演员进门前在甲村，一进门就到了乙村。整个村子被美术部门重新改造，搭建了很多木制和稻草建筑，形象为之一变，开机的头十天，一切顺利，我预感电影品质不错，如果在梅雨来临之前将所有的外景拍完，该多么好。

梅雨说来就来，开机头十天的好时光一去不返，统筹开始每天在通告上加写一句：“如天气变化则改拍内景，请相关部门做好内景准备”。天气预报根本不足采信，倒是每天拉开窗帘的瞬间，看到对面山顶是否有云雾缭绕，以此判断阴晴还有点效果。

之前设想——除了必要的雨景，其余外景全在灿烂阳光下的设计——被雨搅得一团乱糟，进度变慢，制片部门开始跟在我的身后，手里拿着进度表。经常是，出外景，阳光灿烂，打好灯，布好机位，开始下雨，等待，等待，看看雨不能停，命令转进内景，再打光布机位调整表演——半天过去了。老天爷当了我的家，我开始郁闷，打斗场景如果都能阳光下拍摄，该多么好！

雨水来临，蚊虫也来了，刚开始大家对蚊虫完全估计不足，待到雨水阳光相互一作用，整个山坳就像被放在蒸笼里，湿热难耐，蚊虫顿起，起初不以为意，渐渐蚊虫成灾，王晓，罗娘的扮演者，每次我一叫停，她就立刻开始张牙舞爪地挠着自己，再看她的身上，层叠铺垫密密麻麻，被咬得一片紫红，有心人数了数，暴露在外的肌肤上，几百个咬痕。最惨的不是王晓，而是一个群演，那天拍摄，我发现群演少了一个，到处找找不到，突然听到他在密林深处大喊：“导演！我在这儿呢！”，众人赶去一看，场面相当惊悚，他正抱着一棵树——狗熊蹭痒痒见过吧？他就以狗熊祛痒之法在蹭自己，这件事情的可怕之处在于，狗熊之皮和人类之皮颇有差距，以人之皮对抗树皮，实在太过血腥——哥们已经浑身鲜血了。赶紧招呼制片送到医院，据说是咬伤引发的严重过敏，哥们在医院里住了几天，消肿后悄然遁去。

到了五月，天气渐渐转好，但我已经拍到尾声，中间经历种种，到此已经化作最终战斗的余勇——人事纠缠，农民闹事，疾病缠身，等钱等人——这些拍电影司空见惯的活剧每天上演，眼前空间越来越逼仄，只有镜头所及之处，才是我精神所及之处。

终于，我拍完了最后一镜，当时情景历历在目，我叫停，说，这个镜头过了，我们电影的全部前期拍摄也到此结束，谢谢大家对本片做出的贡献。全场静默，少顷，有人要欢呼，胡军张开手压制着大家：嘘嘘！不能欢呼，别让村民知道！

我们悄然撤离，不敢让那些日日处心积虑等着刁难我们的村民知道。

回眸一眼，村庄和我年初来的时候没有两样，但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我都那样熟悉，村头有一棵不知名字的树，我们来时光秃秃的，我们走的时候，繁花都开过了，绿叶也披满了，一部电影的生命也即将开始了。

五：喜剧悲剧：风格样式之辩

很多人问我到底拍了个喜剧还是悲剧，我就很纠结，不知道怎么回答，这是一个悲剧，可能剧中人的状态有点可笑，但这是他们表达的方式，他们就是这样——癫狂、算计、畏惧、无畏。

幽默感是一个很难拿捏的尺寸，恶搞不是幽默，无厘头不是幽默，他们都带给观者快乐，但其中仍有巨大分野。我相信幽默感是人物性格和社会文化层面的东西，我努力解决的也是从人物和文化层面去制造幽默——摔一跤很可笑，摔得有理则更可笑。

我希望能带给观众的是幽默感而不是恶搞，我希望观众会心会意而不是被挠得哈哈大笑，我欣赏咧着嘴无声的笑。

我一直在两难间选择，从《烽火》开始，我努力尝试于类型片外壳下，埋藏人性剖析，《烽火》是战争片外壳，《我的唐朝兄弟》则是古装动作片外壳，这么做其实费力不讨好，两头都得罪，但是万一呢——万一让我找到观众——或者启发观众了呢？我不知道，我只是希望观众能看到不那么低俗无聊的电影，也别在艺术片面前裹足不前，他们在影院中一起乐呵，一起伤感，出门之后，不会感觉爆笑后的空洞，而是似有所感，有所动，内心小波澜，眼前物是，心头人非。

我崇尚戏剧化的电影，经过编导演员的努力，营造完全戏剧化的情境，让观众得以进入一个“真实的假象”，而突然间，观众察觉，此种戏剧化或许正对应着我们平淡乏味的日常生活，我将之称为“平行世界”，我不厌其烦地跟演员和同事们灌输我的念头，推动他们展开想象，创造新鲜有趣的电影。

这次又是一个拧巴选择，观众以为是喜剧，结果看到了悲剧，在古装动作这个外壳下，我的苦心经营不知道能不能让观众感受，但愿他们能像我一样，怀有好奇的疑问，对善恶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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