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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其一是他大学毕业时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的一段：“四年来，我的为人和作风始终受着人们的非议，并且不爽快的是，这些非议每多是在我背后的阴影里面发出的，很少人能够在我面前显示他们的光明和善意……对于这些层出不穷的臧否与攻击，我简直懒得想，我觉得他们只不过是一群多嘴而怯懦的小蚍蜉，根本成不了什么气候……”
其二是他大学毕业两年后写给胡适的五千言长信中的一段“……同时我也批评你，我不忌讳，如果我远远站在一旁，诚惶诚恐地‘执弟子礼’，或是满纸‘道席’、‘钧鉴’，那未免太俗气。我喜欢你，是为了你是一个‘人’，有尊严，有味儿，我受你影响和期望自己的，也无非是在权威和群众底下努力做一个‘人’……”
其三是他在1981年7月第二次入狱前夕写的《被封杀的“人民公敌”》中的一段：“多少年来，赞美的眼睛、挖苦的眼睛、嫉妒的眼睛、仇恨的眼睛、看好戏的眼睛，……多少种眼睛在看着我，我低眉自诩，我横眉冷对，我细嚼黄连不皱眉！……”
作为一个“人”，李敖自有其人性上的局限性，但是李敖作为一种历史存在，其意义也恰恰是在人性批判和文化斗争中体现出来的。任何一位具有一定良知的知识分子，都会关注人性国民性问题，李敖在这方面堪称“鲁迅第二”。他学的是历史，但他一生志不在治史，他在大学时代读到胡适、罗隆基、梁实秋合著的《人权论集》时，有一则日记说“深感吾之方向在此不在史”，可见人权人性问题早成了他精神视野中的一个焦点。几十年来，李敖那天才式的才情聚集焦于此，“他以鲁迅式的踔厉风发的战斗姿态直面人生社会，在台湾文坛上掀起一次次暴风雨般的文化论战，评击市井百态、权要党痼，小议弘论，有的发矢，使台湾朝野上下为之震惊。”
中国“五四”以来出现了鲁迅、李敖这样的人物，绝不是偶然的，这是中国特有的国情下的必然产物。著名的台湾旅美科学家孙观汉先生，1968年7月在回李敖的一封信中谈到国民性问题时不无愤慨地写道：“中国近一二百年来的不振是铁般的事实，许多人把堂堂皇帝的子孙搬出来耀武，却不知道是在做阿Q。为什么，为什么聪明能干的中国人在一二世纪内不能组织一个健康快乐的国家？……我的环境容许我做自由和客观的想法，我的西方妻子又是我的一面镜子（有时我怕那面镜子是照妖镜），再加上我受了孙中山、鲁迅、胡适、蒋梦麟、柏杨和你先生的影响，我产生了一个思想，进而成为信仰。……中国不振，是因为中国有一个大敌，那个大敌不是慈禧或袁世凯，不是张献忠或张宗昌，也不是日本军阀或各式不肖的党徒，那个大敌是衣冠楚楚堂皇正大社会上的‘坏人性’——柏杨先生所谓的酱缸。这酱缸里面有自私、欺骗、不合作。”一个世纪以来，经过一些民族精英的斗争，中国人是越来越看清这个“酱缸”了，但是种种迹象表明，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里，这个酱缸还是相当受用的，何时可以把它送进历史博物馆，还根本无法预期，所以，作为斗士，李敖们在历史进行时态里还正当令呢。
鲁迅先生把中国普遍的一些国民性概括成一个阿Q，这手段真是太绝妙了。未庄那个阿Q被枪毙了，可是神州大地上千千万万的阿Q们恰如春池里的虾子，日子正过得活蹦乱跳，鲁迅的目光因此而穿透了历史。我们摸一把良心，真不想如此赞美鲁迅的伟大，这是以国民性的悲哀为代价的，无奈阿Q们太不争气，纷纷然一齐反衬了鲁迅的伟大。阿Q们现在还继续以自己的丑陋去打造柏杨李敖们的英雄气概，不必扯远，就看看我们的身边吧，阳奉阴违、自欺欺人、媚上凌下、党同伐异、见利忘义、过河拆桥、绿豆眼珠、常怀阴暗心、暗中拆人墙脚……你要见见柏杨李敖还不怎么方便，要找几个阿Q可真太容易了。在英雄所见略同之下，你一定也会感慨系之：人生在世，同处一城一乡，同吃一种粮，同饮一河水，同受一个太阳的光辉，同受一片蓝天的庇护，为什么总有一些人心中会生出这样那样的龃龊来呢？为什么阿Q见小D阔了几天就眼红，见他风光不再就幸灾乐祸？为什么阿Q在小P面前称兄道弟嘻嘻哈哈 ，一转眼却偷偷在他的前路上安了绊脚石？为什么阿Q和阿Q们不能把眼光投得更远一点，把境界抬得更高一点，只见眼前的一点蝇头小利而终日狗苟蝇营勾心斗角？甚至引起内讧？……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如是说；真理所在，决不饶人，——李敖如是说。
可是阿Q常有，鲁迅不常有，丑陋的中国人常有，柏杨不常有，李敖的本色将注定成不了中国历史的本色。（2002年9月 于罗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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