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拱廊桥无疑是藏在深山中的一道美丽的风景，然而它“来历不明”，究竟是北方虹桥的“后裔”，还是横空出世的“精灵”？各路专家各持己见，至今未有定论。本文作者高启新亦为热爱廊桥的泰顺籍学者，他提出自己的一家之言——

  高启新  

  去年10月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继而，浙江、福建两省的泰顺、屏南、寿宁等11个县（市）在屏南县共同签署了《木拱廊桥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协议书》。此举无疑将进一步加快中国廊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步伐。2010年，中国的“申遗”已开始启动，尽管廊桥项目离排上号还有较长的距离，但毕竟它已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已开始为世界所注目。

  木拱廊桥被称为我国古代木构桥梁的“活化石”，极具传统美学价值。关于它的起源、发展、成熟，特别是传播过程，近年来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因此，我觉得在“申遗”之前，有必要再梳理一下。即便最后没有明确的答案，也总比武断地下结论为好。

  廊桥（编梁式）目前集中的区域在浙南泰顺、浙西南的庆元、景宁、云和以及毗邻的闽东寿宁、屏南、周宁等地。目前，学术上一般认为这些桥应与北宋张择端所绘的反映开封汴河两岸风俗民情的《清明上河图》上所出现的“虹桥”有很大联系，甚至把廊桥的发源归结于此。去年11月初，在中国东南地域文化国际学术研究会泰顺分会场，本人提出了关于确定廊桥文化概念时，来自中国人大的包伟民教授提出不同的反驳意见。他认为南方廊桥与虹桥不一定有联系，甚至认为这种联想属于臆断。而来自台湾华梵大学的萧百兴教授认为，当暂时无法认定源头时，廊桥的起源可以先搁置不议。

  然而，按照胡适先生所提倡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精神，我认为廊桥与虹桥之间的内在关系还是极有可能存在的。为了便于说明，这里想引用桥梁专家茅以升在《中国古桥技术史》中的一段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认为虹桥的结构形式已失传。最近发现在浙东西南、福建东北的洞宫山脉及雁荡、括苍、鹫峰等山脉间，仍有不少此类木拱，当地称为蜈蚣桥，历来都以为是八字撑架。经过实地调查才证实确是演进了的虹桥式木拱桥。”茅先生是来泰顺实地考察过的，因此文中的口吻肯定。同时持这种观点的还有桥梁史专家唐寰澄教授。

  现在有一种刚刚流行起来的的观点，那就是南方的廊桥可能是在吸取北方虹桥造桥技术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并称之为“中国南方廊桥文化圈”。其实纵观中国历史文化，虽然在文明起源上已不再坚持单一的“黄河中心”说，多年来的考古发现已支撑起“文明多中心”的观点。但是，在中国这样一片广袤的土地上，集权政治对经济与文化依然有重大的影响。王朝的兴替与衰落，无不为当时的社会各层面打上深深的烙印。宋朝是华夏文化发展的顶峰，文学、书法、绘画、音乐、建筑、雕塑都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它对后世的影响，如同水银坠地，无孔不入。“宋式建筑”的典范意义谁也不能否认。举一个例子，比如立柱的“侧脚”“生起”，建筑山面与博风板上的“悬鱼”“惹草”装饰，宫殿、庙宇正脊两端安放鸱尾正吻、纯琉璃瓦屋顶，须弥座基砖、石、木雕的混合应用，粘土砖的大量生产与使用，都是宋代独创。还有就是颁布了最为权威的设计施工手册《营造法式》等。故此，具有高难度结构与审美旨趣的虹桥在科学技术卓越的北宋出现是最自然不过了。

  虹桥是宋仁宗（赵祯）明道年间（1032—1034）一项杰出的发明。由于跨越都城的汴河当时承担着大量江淮漕米运输。据统计，宋真宗大中祥符初（1008）每年通过汴河载的米菽已达700万石。而原来有柱墩的桥梁已成为繁忙漕运的阻碍，于是一种新式的桥梁便诞生了。据《宋会要》记载，天禧元年（1017）内殿承制赵化基打报告给朝廷，要求造无脚桥，原因是“汴水悍激，多因桥柱坏舟，遂献此桥式，编木为之，钉贯其中”。北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记述了明道中（1032—1033）山东青州州守夏竦在城中“叠巨石固其岸，取巨木数十相贯，架为飞桥无柱……俗称虹桥”。《宋史·陈希亮传》曰，庆历中（1041—1048）陈希亮在安徽宿州任上“始作飞桥无柱，以便往来”。从这个记录来看，不到30年的时间里，飞桥技术由北面的河南山东已向南面的安徽一带传播，速度非常之快。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到了宋室南渡后，因人口迁徙，大量的北方工匠的到来，进一步往南流传已成为可能。浙闽一带，更有不少北方大姓举族迁入。而这些地方的河道狭窄，山洪来去疾速，建造虹桥实为不错的选择。当然，南方其他地方也可能造有廊桥，由于地处交通津要，或早已朽坏，改为其他形式的桥。但地处僻壤的浙南、闽东等地，平时人迹罕至，村民又有修桥补路的风俗，故得以留存。试想，在一个经济落后的闭塞地区，有否率先诞生一项先进技术的可能？因此，廊桥的流传线路——由北向南应该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