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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蔡榆 文/图

　　本月上旬，由省、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等单位主办、承办的《中国东南地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市召开。来自全国及海外的多所大学、研究机构相关专家学者80余人，参加了社会经济与地方社会、建筑与地方社会、宗族与地方社会、信仰与地方社会四个专题的研讨与交流。

　　本期《地理》采撷此次研讨会与温州乡土历史等有关的部分观点或史实，整理成篇，以还原、延续“家园”中的些许片断与记忆。

　　(一)瑞安猪豚出口台湾

　　前些日子，常有相关温州与台湾省直航的报道见诸报端。在这次会议中，我们见到了上个世纪初期温州与台湾贸易的历史背影。

　　在浙江版图上，温州“南控闽峤，北接台明，西为括苍，且郡内数县，倚山滨海，列城相望，襟江带溪”。从某种意义上说，温州港在地域交流和海上交通，有着一定的优势。日本学者松浦章在论文中称，在光绪三年(1877年)温州港开港之初，曾让外界对其繁盛怀抱极大的期待。

　　但因为温州在地理环境上毕竟有相对孤立的局限性，作为沿海贸易港口的地位并不理想。直到进入20世纪后，一些日本商社开始关注温州港。

　　台湾是温州沿海航运目的地之一，但主要是福建商人的船舶来运输。温州府城东门外的码头，是驶往台湾的帆船出发地。东门外也曾聚集着一些福建人的批发商店，经营台湾砂糖、大米等物。甚至在东门外的码头，还设立了温州台湾航运的专门船行；商业区域从北门到西门，大街上布满杂货店，税关、邮局、招商局等在北门外。

　　温州台湾间的航海比较安全，冬季刮北风的时候，从瓯江口直线到台湾淡水或基隆，只需几天时间，夏季刮南风时，依靠帆的操纵，先到福建，再到淡水，需10天时间。驶往台湾的民船，有2500担的运载能力。有定期船10只，临时船二三十只，每只一年往返5次。

　　台湾人的饮食结构中，猪肉占有很高的比例，而米谷的价格升高，当地生猪的饲养量减少。因此两地贸易中，大陆输出大量生猪至台湾。据清末乡土资料《瑞安乡土史话》中称，“猪，闽人售去，贩至台湾。”可见从温州口岸输出的猪豚，有不少来自瑞安。

　　“台北各处，屠场每日宰豚不少，兹就当地所饲畜，以充台人日食，甚是不敷。唯视泉州、温州诸口岸，陆续运来，方有可应用。若迟一二个月不来，则豚肉渐次昂腾固不待言矣……帆船鲜到，豚肉因之而起价每龙银一圆，值买三斤六两而已……帆船多运猪，入口维持价格渐低，一圆银买至五斤十二两……此际旧历年将近年终，正豚肉昂贵，必更甚于从前可知。”(1899年1月10日《台湾日日新报》第205号《猪价复起》)

　　(二)山区不乏商品经济

　　现在看泰顺，似乎觉得是山区县，经济欠发达。但遗存至今的那么多廊桥、民居大宅，其中体现出的合理布局、精美装饰，又让我们惊讶。当年建构这些建筑背后的财力支撑究竟有多大？来源哪里？这些都让我们重新审视，曾经的泰顺到底有着怎么一种经济格局？

　　来自复旦大学的吴松弟教授给了这样一个解释：近代泰顺山区并非以农为主，而是有多种经营局面并存的商品经济。

　　温州城区，在当年的泰顺人心中，不仅是府城、博取功名的考场所在，也是经商之地，更是经此前往各地的要津。据吴松弟透露，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泰顺罗阳董氏重修家谱，第一卷第一页便是《温州府境全图》。通过图中大致准确的山脉、河流走向和城镇方位及一些海防、海岛的清晰描述，看得出泰顺人对温州沿海的了解。此外，福建福鼎县(现为福鼎市)城桐山镇，是闽东北重要港口，它距泰顺县城仅几十公里，是泰顺人通往外界的另一个通道。

　　1840年五口通商以后，作为山区县的泰顺，几年后便感受到“洋风”。据资料显示，各类洋货传入泰顺的时间并不太迟，时钟于咸丰初传入，火柴于同治初出现，煤油于同治年间已在民间使用。1877年温州开埠，新成立的温州海关发布的第一份贸易报告中曾附有一地图，显示当年泰顺出产的茶叶、生铁、白银等物的出行路线——由莒江溪进入百丈溪再入飞云江，然后到达瑞安温州城区等地。

　　吴松弟认为：有“六县码头”之誉(景宁、庆元、寿宁、云和、龙泉及泰顺)的百丈，成为泰顺进口货物的批发和销售中心，商业规模超过县城罗阳。如果说这是水运方便带来的便利，那丰富的山区资源则是当地民众营生的另一种保障。

　　据资料称，在晚清民国时期，泰顺各乡发展以木材、毛竹、茶油、茶叶为主要产品的林业与林产品加工业，以土纸、陶瓷、木炭、酒曲为主要产品的手工业，还有晚清时期在龟湖等地的采矿业。

　　因为有着丰富的资源，境内便应运而生为数可观的工匠，如石匠、蔑匠、木匠、泥水匠、弹棉工等。他们外出务工的劳动收入，无疑是家庭收入的重要甚至是主要部分。

　　为这个“并非以农为主，多种经济格局并举”现象做注解的，则是泰顺境内的大量古廊桥、古民居和古道的遗存。随处可见的古民居中，那精美的雕刻，讲究的细部装饰，气势恢宏的布局，而且数量之多，分布密度之大，都很难让人相信，这昔日的山区日子究竟是贫穷落后，还是富庶有加？

　　(三)乡间建筑经典注脚

　　泰顺境内的廊桥、老宅等老建筑，其布局、建筑风格、装饰程度，令人惊讶自不待言。可贵的是,这些传统建筑，有着明清木构架建筑的主要特征，同时又综合了江南、福建甚至四川等多种文化影响形成建筑体系。由于地处山区，受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有些缓慢，于是保存下来的这些木作构件似乎成了标本。

　　据上海交通大学建筑学系的刘杰多年的调查显示，在泰顺这些古宅的建筑风格中，保留了不少的宋代特点，不少建筑细节，甚至可以作为宋时《营造法式》(中国第一部详细论述建筑工程做法的官方著作)一书的注脚。

　　位于泰温古道上的罗阳石亭，其柱础并非泰顺境内常见的鼓镜石或是方形柱础，而是八角形的覆莲柱础。柱子的断面直径为28厘米，柱础的边长约55厘米，与《营造法式》中所记载的柱础“其方倍柱之径”的规定相吻合。

　　传统建筑中“上昂与下昂”，是《营造法式》一书所记载的“昂”的两种形式。而这两种昂，均还可以在泰顺见到。一般来讲，“上昂”在现实中运用并不多，梁思成在《营造法式注释》一书中，用“甪直保圣寺大殿、苏州玄妙观三清殿”两处建筑上有“上昂”存在来举例说明。据刘杰的观点，在泰顺，这种构件的使用实例却不少。包括“下昂”也一样，泰顺的建筑中，这类建筑构件还都做得富有装饰性，细长且有卷曲，形如象鼻。这在泗溪包氏宗祠、三魁薛氏宗祠、仙居徐氏宗祠中均有出现。

　　泰顺建筑中屋顶多为歇山顶(多为庙宇、祠堂)，悬山顶(多为民居)和四坡顶。但也有例外，如上交垟的增文广宅，采用了歇山的形式。此宅屋顶构造有些特殊，其歇山顶的形成，很像是先建造了一个悬山屋顶，后因遮风避雨之需，又在其下增加了一圈批檐，如此正好组成了一个歇山式屋顶。刘杰和他的伙伴认为，此宅本无意去追求屋顶形式，却又在不经意间解析了歇山式屋顶的形成历程。

　　(四)新兴模板复兴文脉

　　当我们以“历史文化保护区”或者各级“文保”单位的名义，保护人类生活中濒临消逝的记忆时，“家园”中几近抛弃的那一些地域建筑，同样面临去留问题。

　　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的认同危机逐渐暴露。这也为我们保存地方历史、延续家园记忆带来了一个难题。

　　在这次会议中，来自台湾华梵大学建筑学系的萧百兴，提出“历史地理建筑学”的理论，引起不少人的兴趣。从他所述的例子来看，倒是为我们将来改造家园、振兴地方文脉提供了一种复兴的模板。

　　在他的视线里，泰顺竹里是一处存在着品质特色有所差异的局部空间，幽深翠绿的竹林间闪烁畲民赛歌会的美妙，流过村子中央的潺潺溪水，村口凉亭的傍水依林，那些老屋古宅的漂亮身影，都构成了丰富的地域特性；库村也一样，土石围墙圈出的宅第、彰显荣耀的世英门、标榜功名的双心路，属于女人的清音井；在三魁薛宅村，薛氏先祖以当地三魁溪为隔，各自经营一方世界，造桥横跨溪上，锁住水口，两岸造屋将“水”围塑其中，两岸青山环绕、尽享绿水摇曳、溪画如锦的美好……由诸多元素所构成的公共空间，都因为浸润了深厚生活积淀、绵绵记忆痕迹而具备各自的独特性。

　　人类历史社会运作的结果，承载人文行动的轨迹，是各种象征意味的积淀，更以具有文化意蕴的方式而彰显。因此，掌握某一特属地域的文化背景，深入了解居民的心理，加强对地方文化的认同，在这样背景下营造生活空间或者改造以往的生活空间，就可以避免历史断层，也能使一处地域空间的文脉得以继续传承——毕竟，建筑并不等于建筑物，而是空间的文化形式。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文化背景和独特的空间结构、形式、意义。从这个层面说，“家或者家园不是造出来的，而是生活出来的”。因此，特定地域建筑是可利用、能体验的，是历史的沉淀，更可资回味。

　　萧百兴认为，对地域建筑的深度理解、积极保存与创意再造，将是每个地方在充满挑战的未来中，摆脱平庸塑造魅力，以重获产业与文化生机的最关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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